存时近一个世纪的上海租界，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都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客观看待这段历史，对于全面认识上海的昨天和今天都具有重要意义。

　　上海开埠后，西方列强为了扩张在华特权，建立起独立于中国行政体系之外的政治区域和管理体系。1845年11月29日，英方与上海道签订了《上海土地章程》，设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个租界——英租界。此后，美租界于1848年、法租界于1849年相继在上海辟设。1863年，英美两租界合并，称公共租界，1899年改称“上海国际公共租界”。经历次扩张，到1915年上海租界总面积已达48653亩，是1845年的57倍多。至1936年，上海租界总人口已超过160万，形成了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三分天下的奇特格局。

　　开埠前的上海虽已立县500年，但当时的上海只是东南海滨的一个县城。上海仍是中国传统小县城模式，整个城厢位于苏州河以南，占地不足2平方公里。由于租界的建立和扩张，上海城市的性质、结构和形态等都发生了巨大转型。随着港口建设加快，上海从封闭型的县城转换为外向型通商港城，城市功能发生了质的变化。由于租界的畸形繁荣，使得租界由原来的荒地成为城市的重心，城市中心跨过苏州河北移，沿黄浦江发展，拓展了城市中心区域，改变了城市空间结构。城市道路也由封建城市结构转化成与资本主义经济相适应的现代工商业城市道路结构。到1911年，租界内外道路总长度已达110英里，形成了现代城市道路网络。同时，高耸的西式建筑、先进的有轨电车、电灯、电报、电话、汽车、自来水等西式事物纷纷在上海出现，租界呈现出“十里洋场”的繁荣景致。上海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迅速提升，至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成为远东最大的城市。

　　上海是中国最早植入西方城市管理理念和制度的城市。1854年7月17日工部局的设立，拉开了租界制度化管理的序幕。工部局作为租界真正意义上带有地方自治色彩的市政管理机构，凭借《上海土地章程》及其《附则》所赋予的权利，全面统辖整个租界内的公共事宜。其最初确立的行政管理制度在上海租界百年间不断发展完善并始终保持着统一性和连贯性。上海租界也是中国最早移植现代法治的地方。租界作为实际上的“国中之国”，拥有自己的立法主体和立法权。体现现代法制的法规体系、法规结构、审判制度、律师制度和监狱制度等都最早出现在上海租界。

　　上海租界作为被欧风美雨吹打的前沿地域，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鲜明的殖民性、混合性、近代性的租界文化。租界里的外国人把不乏先进的西方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带入租界，形成了西方文化在上海被逐渐理解、接受、模仿、采用的过程。1853年小刀会起义前后，大批华人涌入租界避难，打破了“华洋分居”的格局，形成了“华洋杂处”、“五方杂处”的局面。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聚集租界，为培育新型文化提供了土壤。租界文化就是租界历史上逐渐发展出的移民之间彼此认同的共同文化。以开放、宽容、求新、进取为主流特征的近代移民文化，100多年来深刻影响着上海的城市精神风貌。

　　1943年8月，上海租界的历史结束。客观地看，上海租界具有两重性。它既是近代中国遭受列强欺凌的耻辱标志，同时又是近代文明的窗口。第一幢高楼、第一盏电灯、第一辆电车、第一座欧式剧场、第一家广播电台等,中国的许多第一都产生在这里。它既是西方列强经济掠夺的基地，同时又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创造了近代工商业发展的环境，使得上海逐渐成为中国近代的经济和贸易中心。它既有为殖民主义政治扩张、经济侵略服务的文化渗透，同时也促进了新学的传播，创造了比较适合文化发展的环境，形成了具有明显的开放性、灵活性、创新性特点的海派文化，使上海成为当时中国的文化中心。另外，由于租界的特殊性，使其成为中国封建、军阀统治下的一个权利薄弱点，充当了保护革命进步势力的不自觉的工具。

　　今天的上海，已是一个繁荣发展的社会主义国际化大都市。租界这样的耻辱，在上海将一去不返。但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客观评判上海租界这一中国近代史上复杂的历史现象，则需要史学界认真加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