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把债务置换、中国式QE、注资政策性银行、注册制改革、加入SDR，还有成立包括AIIB（亚投行）在内的多个新型国际金融机构放在一块看。浅层次，这只是中国宏观债务可持续性的问题，就是通过资产负债表的修复或变得有可持续性的问题。深层次的话，则是一个开放、转型、追赶、权威的大国的核心经济模型是怎样构造以及重构的，或者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超大开放、转型中的中央集权型经济体，它的财政和货币功能应该怎样构造的问题。

　　未来存准率会大幅下降

　　在货币方面，其核心就应该是双重脱媒。中国是一个大型经济体，货币政策应该主要基于内部经济环境，而过去十年更像是一个小型开放经济，盯住美元，以美元作为基础货币的投放主渠道。大经济体大都是以自己国家的内部债务作为发钞的基础，如果老是盯着外汇做一些被动的冲销，最后把准备金搞得如此之高，其实是一个小型开放的经济体才应该做的事情，原始积累的非常时期也许没错，但现在中国经济已经是全球第二大了。

　　预计未来一方面基础货币的供应会转向国债或者各种准国债（包括抵押补充贷款（PSL）、地方债、政策金融债），过渡时期可以加大对银行抵押债的“麻辣粉”（MLF）、“酸辣粉”（SLF）的再贷款支持等，同时大幅降低银行准备金。这个有没有可能，其实回顾下历史答案就很清楚，在2000年以前，再贷款一直是中央银行货币基础投放的重要来源，直到2003年，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才6.5%，而外汇储备差不多是6000亿美元，然后就是非均衡增长的全球化3.0高潮阶段（2003-2010）。现在这个过程其实就像慢动作一样，重新回放了，所以在未来存款准备金率必然会大幅度下降以提升货币乘数，并以各种各样的国内债务作为货币发行的来源。

　　外汇储备逐渐与供应脱钩

　　最理想的情况就是让外汇储备逐渐从货币供应机制中脱钩。例如财政部发一个特别国债，把所有的外汇储备都买下，当然还是可以通过外管局来经营完全没有问题。中央银行的主动性和部分独立性就能实现，而外汇一旦给到主权基金（当然还有民间），拿着这么多外汇可以购买海外资产，投资“一带一路”、丝路基金、亚投行等，获得更多的海外投资机会，这就是一种脱媒，把外汇从央行脱到主权基金和民间的一系列投资主体上去。资本账户开放、解放汇率都可以实现，不可能三角关系被彻底打破。并进一步在外汇储备的支持下，以全新的利益格局构造对外交往的新局面，无论是新的贸易协定还是“一带一路”战略，目的是逐步实现全球配置资源，为我所用，最终人民币国际化并占据全球化4.0的金融制高点。

　　另一种就是商业银行脱媒，要把原来既支持地方融资平台、又支持一般企业还要做小微的传统商业银行体系改造成为各司其职的新金融体系——政策性银行做对公基础建设，商业银行提供一般流动性的贷款，而创新创造主要由资本市场来完成，互联网金融则尝试弯道超车跨界创新，这样的金融体系既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同时又互为补充良性竞争。

　　由间接融资转向直接融资

　　日益明显感觉到现有金融体制不仅仅与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大国地位不相匹配，更加与实体经济下一步升级发展的需要不相匹配，因此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已进入到了非转型不可，甚至是重构体系的攻坚期和深水区。

　　这个转型与重构的核心是什么呢？是由间接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变成一个直接融资为核心的新一代金融体系。也就是让我们原来通过国有银行支持国企国资和地方融资平台加房地产的建设性投资型融资，转变为有效支持新常态中新一代生产、消费、发展模式——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投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核心竞争力。特别是这个系统对创新创造有足够的支持，这会有力驱使中国经济从要素投入，转向要素效率提升，最终以致创新驱动，行走在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最前沿。技术奇点的突破靠大量资金的投入，才有明星企业的结果，资本市场就是为此而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