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灌制唱片的技术条件没法与后来相比，每张唱片必须一气呵成，不能后期剪辑。因此，灌录者事前有没有精心构思，认真准备，直接影响到唱片质量。当时有不少名伶都把灌唱片视为小道，不甚重视。有的还是名士做派，灌唱片也跟台上一样，与乐队伴奏“场上见”。所以，不少名伶的唱片都留有各种瑕疵，时间没掐好，词句灌成“三条腿”，甚至半句结束的片子也屡见不鲜。

　　梅兰芳是1949年以前灌片最多的京剧名伶，他灌唱片是相当认真的，事先作了充分的准备，不仅对唱段的选择有精当的构思，对词句、唱腔也作了适当的安排。据经手胜利、高亭等公司灌片事宜的剧评家梅花馆主（郑子褒）说，梅先生事先都把要录的唱词一段一段抄好，“在灌音以前，还得将腔调和字眼很仔细地加以研究，研究好了，才肯约期灌音”。随郑子褒长期服务于长城公司的禅翁也认为梅兰芳灌片“最为慎重”。现场录音决不草草了事：间有场面某记锣鼓发生小疵，或其本人在某句某字某腔，略不称意，则此面蜡盘务必弃置重灌而后已。即使工程师及工作人员认为完美无疵，而其本人决不置信，非经重灌，不肯接唱新片也。（禅翁：《名伶灌音百态》，载《上海生活》第三年第十期）

　　梅花馆主说过两件梅兰芳录音的事，很能代表梅对唱片录音的严肃认真:

　　一次是1924年，胜利公司灌《廉锦枫》一片。

　　“《廉锦枫》一段竟连灌了三次之多，到了第三次快要唱完的时候，齐如山先生在旁忽然高声大叫起来，说是‘这段唱得好极了’。那时我和徐小麟盟兄都吓得呆住了，因为在灌音未竟的当儿，绝对不许间杂人等随便发音，连咳嗽亦所禁止，齐先生大声喊好，当然更所弗许。果然，工程师在内室传话出来，此片夹杂着言语声，不能应用，要求重灌。我和徐君，早已料到此着，没奈何只得特烦兰芳再辛苦一下。哪知齐先生不肯认错，坚阻兰芳再灌……幸亏兰芳厚道，反而向双方极力调停，一面劝齐先生不必越俎代谋，一面向我和徐君再三道歉，并且还自动要求重灌，以期尽善尽美。”

　　另一次是1925年末，在高亭公司，梅兰芳反串小生灌《辕门射戟》。

　　“唱到第三次的时候，我和小麟都认为非常满意，参观的人有已故名曲家陈彦衡先生，他老人家亦连声叫好的，但是兰芳本人，却不肯同意，非要求再灌一张不可，他很委婉地对我说：‘已灌三张，当中有一句的腔没有弄好，而且都犯了同一的毛病若不重灌，终难免被人指摘，我亦深知蜡盘的代值的昂贵，万一工程师不愿再牺牲蜡盘，这蜡盘的损失，由我来听认好了。’”

　　梅兰芳的好合作，不仅表现在录音的认真，更表现在宽容和体谅。其实，梅兰芳第一次灌唱片的过程并不顺利。据1920年5月间的《申报》报道，一开始百代公司订定录5张，酬金2500元，后又改订9张，酬金3500元。从最后成片出版的情况看，这里所谓“张”实际上指的是“面”，也就是9面9段。按百代唱片当时出版的是钻针双面片，一张唱片有正反两面（两段）。当时的生产程序，是先把声音录制成蜡筒，再制成圆盘唱片，而一个蜡筒即是一面唱片的容量。1920年梅兰芳来沪演出大红，《申报》报道说“日来畹华忙极”。百代灌片分两天进行，5月22日下午先到商务印书馆拍《春香闹学》影片，再到百代公司灌了《木兰从军》两段，《虹霓关》一段，《汾河湾》一段，共4段，即4个蜡筒。5月25日下午也是先补拍影片镜头，再到百代公司灌《天女散花》《黛玉葬花》各两段，也是4个蜡筒。不料，梅兰芳返京之后，公司发现有4个蜡筒受潮损坏。按理说，此事与梅无关。碰到不好说话的角儿，或拒绝重录，或要求另外付酬都不能说他们有错。但梅兰芳就好说话多了。百代公司派人赴京，不仅补录了原来的4段，并加录了一段梅氏新编本戏《嫦娥奔月》，算是完成了全部合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