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青年时代在美国银行供职，常往普林斯顿大学陪大科学家爱因斯坦闲聊，以解其孤独寂寞之苦。有光先生告诉我，印象中爱因斯坦远非人们想象的高冷，相反，倒是一派谦和，且衣着随意，袖口和肘部有多处磨损，但对话内容早已不复记忆。用老人的话讲：“谈话仅限于生活琐事，毫无学术价值可言。”不过，他也承认，与历史伟人倾心交谈，不管所涉主题为何，于自身终究是一种濡养。由此想到，十年前与歌王帕瓦罗蒂虽只是擦肩而过，短暂交流，但他那谐趣的话语，天籁的声音，浪漫的情怀，仿佛波尔多红酒，历久弥香……

　　2005年岁末，帕瓦罗蒂冒着蒙蒙细雨来到上海举办告别演唱会。作为古典音乐界一代传奇，他是《波希米亚人》之诗人鲁道夫，《阿依达》之名将拉达梅斯，《托斯卡》之画家卡瓦拉多西，也是《弄臣》之公爵曼图瓦，《爱之甘醇》之乡村少年莫里诺。他堪称上帝的宠儿，有一条被“上帝亲吻”过的声音，那金属般的高音纯净圆润，声震裂帛，强烈的胸腔共鸣甚至令水杯发颤。不想，出现于眼前的歌王满脸憔悴，消瘦乏力。因膝关节和髋关节手术，庞大的身躯显得步履蹒跚。他双手搭在两个助手肩上艰难前行，与过往电视里神采飞扬的形象判若两人。事先早已知晓大师身体抱恙，经纪人也特别关照他座椅前要放置一大圆桌，旁边还要配备两把高背椅，以便他疲惫时可随时有所倚靠。还有，圆桌上的监视器亦不可缺。据说，老帕十分注重自身形象，还常自嘲：“有时，我痛恨自己在别人眼中的模样，照镜子时，会对着自己嚷着，‘噢，我的天哪！’所以我对自己在镜头里的模样很在乎。”那日，歌王身着宽松深藏青亚麻布衬衣，脖子上围一条色泽鲜艳的丝质围巾，并戴一顶淡奶黄色巴拿马草帽，镜头效果甚佳，但其形象设计师仍不停调整摄影机与灯光位置，直至老帕满意为止。在机器调整过程中，他不断为迟到而致歉。

　　和“高音C之王”做采访，话题自然由“高音”切入。因为，人们通常对男高音的判定在于他是否能唱“高音C”，但帕瓦罗蒂断然否认，“高音C固然是歌者演唱时某种接近动物般狂野的冲动，是一种激情澎湃的状态，但它事实上只是一种习惯，就像单纯的运动竞技一样，只要接受训练，应该不会有问题。对我来说，高音C在很多歌剧中并不是困难的部分。这不是说高音不存在危险，因为在声音的上半音域当中，往往危机四伏。然而，有时要将高音以外部分唱好，恰恰更加困难。”老帕以卡鲁索为例，“卡鲁索说过，歌者最重要的素质是记忆，也就是说，大脑要像电脑那样，记住每时每刻即将发生的事。然后，要有音乐才能，拥有自己独特的唱法，个人对生活要有见解，还要充满积极乐观的心态。就像斯苔芳诺那样，声音优雅，没有半点矫揉造作，演唱激动人心。很显然，光有一副好嗓子，是成不了一个好的歌唱家。说到高音C，我至少可以说出十个唱不上高音C的优秀歌唱家。”

　　至于歌者与指挥的合作，帕瓦罗蒂最难忘的莫过于卡拉扬。老帕童年伙伴、女高音歌唱家弗蕾妮深受卡拉扬青睐，正是因为这层关系，1968年，卡拉扬选用帕瓦罗蒂与弗蕾妮在《波西米亚人》分饰鲁道夫与咪咪，演出大获成功，成就了歌剧史上的一对“金童玉女”。歌王从此将《波西米亚人》视作幸运之神，所到之处，无论是纽约、巴黎、旧金山抑或米兰、哥本哈根，他总是首选《波西米亚人》。

　　虽然早知道，“体重”向来是老帕“禁忌”的话题，但采访临近尾声，仍忍不住“冒险”挑战，询问其“瘦身”秘诀。歌王听完问题，拿起桌上的马克杯，喝了口水，用手指着我，露出狡黠的微笑，“哈哈，你居然敢问这个问题。要知道，我虽然并非减肥狂，但还是经常称体重，检验瘦身成果。当然瘦身关键还在于饮食。所以我来中国最担忧找不到控制体重所需要的新鲜蔬菜和水果，而中国菜又实在太好吃，容易导致发胖。这才是我最大的顾忌。”说话间，老帕忽然对马克杯上黄永玉先生为我绘制的“孙尚香”像产生兴趣，仔细端详，反复把玩。听我讲述刘备与孙尚香故事，老帕回忆起1986年访问北京欣赏《霸王别姬》时的情景。那日，歌王童心萌发，竟要求装扮成西楚霸王项羽模样，还即兴表演一段类似意大利“数来宝”的玩意儿，惹得众人狂笑不止。想必老帕深爱京剧，爱屋及乌，竟对眼前这只普通马克杯爱不释手，并将杯子递给我，用略带羞涩的语气问道，“可否签个名，送给我留作纪念！”听闻此言，不禁诚惶诚恐，恭恭敬敬写上“敬赠帕瓦罗蒂先生”字样，歌王这才露出满意的神情。

　　与歌王的采访仅仅半小时，匆匆间自然无法完整勾勒其艺术与人生，也如有光先生所言，“毫无学术价值。”即便如此，那样的闲谈仍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