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苏州河边的自来水

　　说到自来水，话要从头讲起。1843年以前，巴富尔们还没有抵达，道台上海的生活用水基本来自河水。河水其实也不错，相当干净，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洁净，那是因了没有一点一滴的工业污染，其时，黄浦江为道台上海的用水来源之一，苏州河是另一个来源，对上海原住民来说，苏州河的来源或许更为重要。

　　接着是1843年11月8日，西方人来了。西方人比东方人考究许多，用水也是。那时期，他们的水源也是来自上海的一江一河，但对挑水夫送来的江水、河水，往往先将其装入室内的一个大大水缸里，又投入明矾搅拌，待水中杂质（如泥沙之类的）充分沉淀后再使用，烦是烦了点，但更加卫生或保险一点。一些花天酒地的场所，譬如租界上海中的鸦片烟馆，用水更加考究一点，是用专门的水船去太湖装运理论上更加清澈的太湖水。

　　工部局的第一任卫生官叫爱德华·亨德森，他是上海史上第一个向工部局建议建造新式自来水厂的人，眼光独特，富有远见。1870年3月22日，他在《字林西报》上发表了一篇6000多字的文章，谈的便是关于供应洁净水的问题，“洁净的水源是保证全城卫生的基本因素，上海当局必须寻求一种洁净的水源”，“如果能投入资金建造水厂，最终将证明，这笔投入和将投入下水道建设的资金具有同样的高价值”，毫无疑问，工部局上海中的许多人都同意爱德华·亨德森的高见。

　　工部局也对未来可能的自来水水源作着探寻。1870年，工部局卫生处在黄浦江、苏州河和淀山湖这三个不同区域内选取了12个取水点搜集水样，并送往伦敦进行水质检验，结果表明，12个取水点的水质全都优于同时代的英国泰晤士河的河水水质，似乎可以说明，在江南吴越文化氤氲中的上海，它的清澈有着自己的历史渊源。不过，工部局工程师奥利弗在1872年提出的兴建自来水厂的方案，因资金过大而被工部局纳税人会议否决，这说明当时租界中的西方人还在举棋未定之中。直到1879年10月，英国商人们才开始筹建起“上海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麦克利澳特为公司主席，林格为秘书，希恩等人为筹备委员会委员，公司总部设在了伦敦，主席为邓肯森。

　　筹备委员会向上海工部局提出未来建造自来水厂的方案，几经商谈，方案终于在1880年6月16日在上海租界纳税人特别会议上获得了通过。到了该年11月2日，上海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按照英国公司法注册，董事会设在伦敦，光绪1887年，董事会才转移至上海。

　　自来水厂的建设前后花了约两年时间，耗资为12万英镑。1883年8月1日，这是上海史上的一个关节之点：大清国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来到上海，他选择去杨树浦自来水厂参观，那日，他兴致颇高地开启了引水闸门，也就在清国重臣打开水龙头的一刹那，杨树浦自来水厂向当时的公共租界、法租界以及静安寺以东越界筑路后获得的地段开始供水，每天供水量为3698立方米。自20世纪20年代起，经过生产工艺的改革，制水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到抗日战争前夕，这家自来水厂一跃而为远东老大。

　　19世纪中后期，上海开埠以来，虽说大英自来火房已经将煤气输送进了工部局上海，让不夜城这个后来如此撩拨人心的概念在煤气灯点亮时同步产生，但海派文化还远远没有诞生，若说上海原住民，更多指的是两脚似乎还永远洗不净的农民，而不是脱胎换骨、崇尚新潮的摩登市民。

　　华人也开始登场。先说头一个工厂，规模相当弱小，但历史对它的定义却相当了不得：它是中国第一厂。当然，“第一厂”的意义指的是民间而不是大清国官方，它叫发昌机器厂。到1876年，“发昌先生”着实搞大，那是因为他们可以在上海第一张华人办的报纸《申报》上以发昌铁厂名义刊登广告，自信满满地声称能够制造“连船身并机器各样俱全”的小火轮。

　　一条小火轮啊，这可不是轮船上寻常的零部件！读者因此可以作这样的理解：中华民族伟大的近代工业，今日叫做“中国制造”的这个伟大概念，全都起源在苏州河口的发昌铁厂中，是的，苏州河见证了中国民族工业的蹒跚起步，见证着中国民族资本家在河的两边微弱而坚强地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