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今天平路康平路汇星幼儿园所在的地方，早先有一所正风中学，主楼是一幢三层的红砖大楼，楼前有一片操场，租界时期曾被占为法国兵营，珍珠港事变后又被占为日军兵营，驻有上百来人，转角处的大门口有沙袋堆的掩体，站岗的日本哨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对着路过的每一个中国人，稍有停留就吼叫并晃枪赶人。我家在天平路茅馆（今222弄），每天去南模小学上学只敢走对面马路绕过去，但东洋赤佬还是用上了刺刀的步枪对着你，使我幼小的心中就认定了这就是敌人。后来，随着战事的演变，华山路上原本被日本人占作东亚同文书院的交通大学也进驻了日军。

　　抗战后期，日军败象日显，盟军飞机经常飞来上海袭击日军军事设施，也有是从我大后方基地过境上海去空袭日本本土。记得当时警报一响，大家都会悄悄地爬到屋顶上去观看，人同此心，在身边尚是凶狠敌人霸占的上海亲眼观看我空军在收拾敌人，内心无比激动欣喜。日军在天平路的人行道上每隔二三十米挖个散兵坑，空袭警报一响，康平路兵营里的日本兵就拿了枪出来，一人爬进一个坑把枪指向天空，说是为了防空降。日伪的报纸上亦不时出现“光荣玉碎”、“神风特攻队”之类报道和照片，所谓玉碎实际上就是全军覆没的意思，而神风特攻就是自杀攻击，大家看了心里都很清楚，靠自杀攻击来打仗这不正是穷途末路的表现吗？

　　到了1945年8月，重大消息接二连三的传来，又是广岛、长崎连遭原子弹攻击，又是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短短的几天里，形势急转直下。8月15目，日本天皇发出诏书，接受中美英苏同盟国发出的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了，二战胜利了，消息一出，万众欢腾，上海沸腾了，中国沸腾了，全世界都沸腾了。南模的同学纷纷向隔篱笆的日本兵营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丢烂污泥石块，我与几位同学爬上了篱笆边的一架滑梯兴奋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而兵营则大门紧闭看不到人。

　　日本投降后，大家都盼望中国军队早日到来，一听到人声沸腾，大家就涌到马路上，只要看到像穿军服的中国人都鼓掌欢迎。大约一个多星期后的一天早上，报上登出了通栏的大标题“国军健儿空运抵沪”，这才是中国军队正式回到了上海。因为交大及康平路都有日军盘踞，所以那天的中午时分，大批中国军队就到达了徐家汇地区，我没有来得及看到列队到达的场面，反正一下子，我家附近的马路上已经出现了很多我军官兵，有的已在路口站岗，其他在街上的弟兄们都被很多市民一堆一堆的围着，像久别的亲人一样说长话短，就连站岗的战士也在与周围的市民在谈笑，一点没有顾忌的任人摸弄手中的新式武器，还笑嘻嘻的操着四川口音介绍美式汤姆生冲锋枪的威力。他们是刚从反攻桂林前线调来的九十四军，日本一投降，就由军长牟廷芳率领从前线集结至柳州空军基地空运来上海。他们的军服很简陋，姜黄粗糙的土布，穿短裤草鞋，帽子上的军徽像是用印章盖上去的，但是装备很精良。

　　与此同时，有日军盘踞的交大及康平路兵营均大门紧闭，门口插了枕套般的白旗，里面有大批我军官兵在执行受降和清点收缴武器的任务。过了几天的一个傍晚时分，放下武器的日本士兵被我军一批批押着走出兵营，先在附近的华山路广元路及天平路康平路的人行道边就地坐着，等着进一步被押送至集中地点。这些日本兵军服不整，大多数只穿件白汗衫，有的戴脑后有几条飘布的日式军帽，有的光头，在我军战士的枪口下，聋拉着脑袋，目光迟钝地不敢面对围观的人，而马路上、大门口和窗口里满是带着仇恨目光围观的中国百姓。此时此景，在场的每一个人一定各有各的想法：这些侵略者中有的可能是参与过南京大屠杀的凶手，有的可能是在土山湾用刺刀捅死贩户口米市民的东洋赤佬，那天天用枪口对着我上学的敌人则肯定就在里面；作为刚从铁蹄下站起来的上海市民，八年亡国奴的屈辱，很多人家都有自己的亲友成了敌人的刀下鬼；而刚从攻克桂林前线下来的官兵，枪林弹雨的炮火声还在他们的耳边，血肉横飞的战场还在他们的眼前。

　　在这个场合敌我仍是水火分明，一面是失败的侵略者，一面是取得了最后胜利的中国人，但是场面却是空前的沉静，也许是胜利的兴奋取代了愤怒，人性的怜悯克制了仇恨，善良的中国军民在这样的场合下却没有对昔日凶狠的敌人进行人身报复，只是用含着胜利热泪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想着，但是所有在场的中国人都用热泪记住了这一时刻，这才是真正扬眉吐气的时刻——我们胜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