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现，馕由维吾尔族同胞发明的说法是可以商榷的，最明显的例子是，1972年新疆的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古墓中发现了馕的残片，鉴定为公元640年的葬品。而据历史学家的意见，那时，维吾尔族同胞的祖先回鹘人的足迹，并没有在这个地区出现过。回鹘人进入吐鲁番及塔里木盆地，至少已是在公元八九百年时了。两个时间节点，有几百年的差距。

　　自然，馕也决不可能是汉人的发明。唐代白居易写过一首诗，叫《寄胡饼与杨万州》，诗中写道：“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出新炉。寄予饥馋杨大使，尝看得似辅兴无。”杨万州，即被贬在万州做刺史的杨归厚。白居易当时也被贬到忠州，就寄了点忠州高仿京都长安的胡麻饼给“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朋友尝尝。

　　我看过不少文章，说到馕，便引白居易的这首诗，认为白诗里说到的“胡饼”，即馕，或馕的前身。

　　我以为这里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毫无疑问，以前把馕叫做胡饼，是不错的。囊，不就是从“胡地”而来的吗？值得注意的是，白居易提到的是“胡麻饼”，其真实含义不在“胡”，而在“胡麻”。胡麻，从植物分类学上说也叫亚麻，但具体到“胡麻饼”这个特定场合，只能理解为“芝麻”。芝麻也是舶来品，故曰胡麻。说白居易从忠州寄馕（如现在我们认识的普通的馕）到万州给朋友品尝，我是不大相信的。从白诗中我们可以知道，其时长安城内（西南角）的辅兴坊，以做胡麻饼而闻名遐迩。那么，辅兴坊做的胡麻饼是否就是我们在南疆或北疆吃到的馕呢？我觉得不是，最起码它是一种做得很好的、用来作点心的芝麻饼。即使就算是“胡饼”，《唐语林·补遗》卷六里有过描述：“时豪家食次，起羊肉一斤，层布于巨胡饼，隔中以椒、豉，润以酥，入炉迫之，候肉半熟食之，呼为‘古楼子’。”工艺相当复杂。武则天时代，有个官员在下班途中闻到胡饼的香味，忍不住买了一个边走边吃起来。这件事不知怎么传到武则天的耳朵里，武则天竟然将这位官员革了职（估计违反了那时的八项规定）。我猜测那个官员吃到的胡饼也决不是普通的馕。又，《晋书》：“王羲之幼有风操，郗虞卿闻王氏诸子皆俊，令使选婿，诸子皆饰容以待客，羲之独坦腹东，啮胡饼，神色自若。使具以告，虞卿曰：‘此真吾子也。’问为谁，果是逸少，乃妻之。”我也不大相信王羲之为了一块馕，竟然把终身大事那么不当回事，他所吃的胡饼，味道肯定超好，不像是充饥的馕。更早的文献，如《太平御览》卷八百六十《饮食部·饼》引《续后汉书》曰：“灵帝好胡饼，京师皆食胡饼。”东汉时刘熙《释名·释饮食》中也已提到了“胡饼”。

　　汉灵帝、王羲之、武则天时代的官员以及白居易等如果真的捧着像脸盆大小的馕在有滋有味地品尝，真是难以想象的。

　　因此，上述所有的“胡饼”或“胡麻饼”，无论从时间上还是形态上来说，都不能说明它们原本一定来自维吾尔族同胞的发明。

　　这里必须要提一下的是，我们平时吃到的馕，是一种极为普通的馕。事实上据说馕有几十种，其中有一种油馕，面里掺了很多羊油或清油，烤出来格外香；有的馕，混合了芝麻、洋葱、鸡蛋、清油、酥油、牛奶等；还有的馕表面上涂上化成液态的冰糖。最最繁复的要数肉馕：把肥羊肉切碎，放上洋葱、盐和一些作料，然后和在发酵的面里或包在里面，放在馕坑里烤。这样的肉馕，可能最类似于白居易们喜欢吃的胡饼或胡麻饼。但我们在新疆时，却很少接触到它。

　　不管怎么说，所谓“胡饼”，终归是从西域传到中原来的。最大的可能，就是缘自中亚，甚至西亚。

　　我听很多人说起过，意大利的披萨饼，不就是馕吗？虽然带着玩笑性质，但并非没有一定道理。披萨饼的“底盘”，是不折不扣的馕做成的，只不过意大利人作了些发挥，把碎肉、洋葱、虾肉、玉米以及奶酪等搁在了“馕”的表面而已。

　　有人曾经说起过意大利的披萨起源于中国：马可·波罗回国后一直想念在中国吃到的一种肉馅的葱油饼，就叫一位来自那不勒斯的厨师按照他的描述来做。那厨师忙活了半天，仍然无法把肉馅塞进面团当中。无可奈何之下，他们只好把所有的配料往饼上一撒了之……

　　听起来像个笑话，我宁愿相信这是真实的。不过那块饼的“模板”，应该不是来自中国，而是中亚或中东阿拉伯地区。

　　我们见识的馕的品种实在太少啦，尤对维吾尔族同胞吃馕的规矩知之更少，比如：在和面或烤制时，禁止为馕数数；禁止乱堆、乱放；禁止践踏；即使是馕屑，也不允许抖落在人能踩踏的地方；在家里吃馕时不应将有花纹的一面朝下放；不能拿起一个馕来啃着吃，而是要掰成一小块一小块地品尝——这里既有珍惜粮食的考量，更是一种传统美德的体现：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网络上也有不少吃馕的“攻略”，什么馕包肉、馕炒烤肉、馕包大盘鸡、烤馕、油炸馕、馕配辣酱、馕披萨、馕泡奶茶、馕配西瓜、炒米粉配馕等等，不清楚是维吾尔族同胞的发明，还是“小编”自己的发明。至少我觉得，把馕片放到一个被挖了坑的西瓜里的吃法，有点奇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