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这本黑色封套的《解放日报通讯员笔记本》，大约是1983年2月寄往我父亲所在的单位。 

　　我父亲虽在解放前的中华工商专科学校读财会专业，解放后又担任过数学教师和行政工作，但一生酷爱新闻写作，利用业余时间，把身边百姓的喜怒哀乐及他们遇到的各种问题，及时反映给报社和电台。经常是天不亮就去镇上茶馆、摊贩那儿采访，然后回家迅速写稿，有时候一口气写出2、3篇短稿，8点前在上班路上，把稿件投进邮筒。他是上海解放、文汇等多家报社、电台的通讯员，每年都会用去好几本通讯员的笔记本或工作手册来记录采访内容。

　　但1983年的这本《解放日报通讯员笔记本》，还没来得及用于采访。

　　“文革”以后，他的肝部经常处于肿大状态，医生虽开出长期半休的病假条，但他因为是某重点中学分管总务的副校长，工作琐碎而繁重，所以几乎没有病休过，连星期天也常去学校加班，肝部胀痛时，他会不时伸手去按压一下。

　　1983年2月底的一天中午，胀痛的肝部让他习惯性按压肋下肿大部位，突然觉得上面有凸起的大小不一的肿块，他预感到了问题，只是对家人说肝部又不舒服了，就匆匆去学校开下午的行政例会。第2天由家人反复催着去医院作全面检查，确诊为晚期肝癌。

　　3月13日，他入住上海中医药学院附属曙光医院。去医院这天，除了带些生活用品外，他还带了这本新笔记本，说在医院无事可做，或者还能写写采访稿。

　　3月14日午后，因为感觉自己状况很糟，所以他开始写日记，写自己对生病吃药的感受，他的一些想法。从我记事起，父亲给我的印象是虽然喜欢写稿，但几乎不写日记，也许他在隔离审查的二年里，天天写交代材料，对写自己的思想感受有了本能的厌烦，也许他天性就不是一个太关注自己的人。只是当病情日渐沉重，身体问题逼得他注意起自己来，他才开始写自己。而在第一天的日记里，他表达了将遗体捐献出来的愿望。

　　3月15日，日记里写他开始大量咯血，写他有思想准备，所以并不紧张，然后感激同事的探视、他人的关心。写了两天日记后，因为病情加重，人极度疲乏，近一个星期没再动笔，印象中这几天也很少说话。然后是3月21日早晨，他写下最后一篇日记，字迹弯弯扭扭，有些字叠加在一起。他勉强写下来，是因为前一晚，有探望他的同事说单位准备派人来轮流陪护他，他以为是我母亲向学校提出来的，所以第二天早晨硬撑着写了最后一篇日记，结尾是：由于自己患了病症，关心我的人实在太多了，自己过去对革命贡献很少，使我内心很不安。

　　要学校派人陪病，过去我也安排过，矛盾不少，我无论如何不要叫我爱人向学校主动提出来，否则我宁可住到家里去休养。

　　3月25日晚，也就是他写了最后一篇日记的第4天，他溘然长逝，享年57岁。

　　他的遗体捐献在上海中医药学院，家人、老同学及单位领导40多人在那里举办了简朴的告别仪式。

　　他是嘉定区第一个捐献遗体的人。他的捐献看似突然，想法只是在病重时的日记中偶然提出，但其实也不偶然。他一生要求自己勤勉工作，廉洁奉公，除了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很少想到自己。同事说他像苦行僧，亲戚说他不近人情，但就他自己而言，这是他毕生的信仰，也是对组织践行着他的承诺。他曾不止一次说，解放前加入地下党的宣誓，就是对组织作出了慎重的承诺。他信守这种承诺，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他利用业余时间写的新闻短稿都整理出目录，“文革”后的几年，每年基本在五六百篇，最多一年近千篇，发表或未发表的，都有记号。这份目录，被当时的嘉定县志办公室同志拿去写县志作参考了。留在家里的，就是这一本在医院最后时刻写下三篇日记的笔记本。 

　　笔记本留下的太多空白似乎已经被他自己的坎坷而又充实的一生所填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