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一·二八”会战爆发，日本的飞机轰炸昆山，冯英子跟几个熟人逃难至宜兴。停战后他回到昆山，收集了日机轰炸的材料，写了一篇约5000字的文章《沉痛的回忆》，并用冯轶这个名字投寄《吴江日报》。过了不久，《吴江日报》几乎用一版发表该文。这是冯英子第一次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对他是极大的鼓舞。正在这时，歇马桥镇出了一份《昆南报》征召记者，冯英子就按照报上的要求，写了一篇稿子去应征。很快，对方就来信录用了他，并且寄来一份“聘书”。

　　后来，他又经朋友介绍到苏州《早报》工作。除了做好记者工作外，也全力投入苏州的救亡工作。1935年秋冬之间，江苏省办了一个“新闻从业人员战时训练班”，冯英子就是其中一员。一次实弹射击，冯英子3枪打了26环。抗战后，他做战地记者，在枪林弹雨中从事新闻报道，与这次训练密不可分。

　　奔赴抗战前线

　　1937年，卢沟桥一声炮响，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当时，冯英子在《苏州明报》担任记者。他向报社提出申请，要到前方去做战地记者。他从苏州城防司令部申请了一张护照，穿上草绿色军服，背一只军用皮包，在苏州车站赶上九十八师夏楚中部，走向前方。

　　九十八师一到上海，即刻加入战斗序列。冯英子在南翔附近访问了张治中的司令部，将战报发回报社，胜利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鼓舞了编辑部同仁的信心。报社刊发“号外”，在苏州引起很大轰动。8月下旬，冯英子从南翔返回苏州。由于市民对战事的关心，这竟然成了一些编辑的生财之道，没有“捷报”就编一条发“号外”。冯英子因反对这种做法，被《苏州明报》停了职。

　　既无学历，又没背景，该向哪里去找寻工作呢？他想到了《大公报》的范长江。当时他读过长江的许多战地通讯，为他的磅礴气势所折服，也给《大公报》写过通讯。但是，他不知道长江先生究竟姓什么，向旁人打听说是姓张，就写了一封信给上海《大公报》的张长江先生。三天之后，冯英子收到来自上海的电报，写了九个字：“如愿同甘苦，请即来沪。”下面具名，赫然是“长江”。

　　10月下旬，冯英子乘了一辆“野鸡汽车”赶到上海，第二天去报社，才知道长江不姓张而姓范。范长江热情接待了他，马上介绍他作《大公报》的战地通讯记者，并当场填写一份聘书。冯英子又一次走向战地。

　　迎着炮火办报

　　1939年，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在重庆举办了一次全国报纸展览会，一共展出了500多种报纸。在这次展览会前，冯英子写了一篇《把报纸办到敌人后方去》的文章登在《新华日报》上。

　　那年秋天，范长江要冯英子以国际新闻社记者和湖南邵阳《力报》战地特派员的名义，到鄂中游击区采访。两三个月间，冯英子对日寇在该地区的走私作了全面的报道，当时国际新闻社的特稿一般复写五份，一篇文章由几家报纸同时刊出，因此渗透力比较大，冯英子的知名度也很快提升。

　　《力报》原是在长沙出版，是当地进步报纸之一，坚持抗日救亡斗争，团结大批青年朋友。冯英子受邀加入《力报》后，担任主笔兼采访部主任，主要联系各地通讯员，修改作品。邵阳《力报》在湘中地区以消息灵通、言论公正著称，发行数字曾经突破万份，这在当时非常不易，也引起当地政府的不满。5月13日，忽然来了一队警备司令部的士兵，将报社围住宣布查封，罪名是“言论荒谬，内部复杂”。

　　担任多社总编

　　《力报》在桂林也有创刊，冯英子便到桂林任《力报》采访部主任。

　　那一年冯英子25岁。经过几年的奔波，他对于办报工作逐渐积累一些经验，能够采访新闻、编辑版面、撰写社论、管理报纸，还能到排字房去拼版，有时版面上的临时改动也常自己动手，被新闻界的朋友称为“办报全才”，也正是因此，他被选为桂林《力报》的总编辑。

　　这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在桂林设立了一个新闻检查所，要求各报除了中央社稿件之外，其余所有文字一律送审。这件事对新闻界增加了压力，冯英子年轻气盛，对被修改的稿件一字不动，全文见报。

　　1941年，冯英子前往江西吉安，担任《前方日报》总编辑，他每天写一篇社论。由于他的社论比较尖锐，切中时弊，读者对之很有好感，报纸发行数也随之上升。

　　1942年六七月间，日寇发动赣东战役，距离吉安不过几十公里。硝烟中，《前方日报》天天出版，不为炮声所动摇，没有中央社的电讯，冯英子就每天到第九战区前线指挥部去抄战报，没有报贩他们就自己上街卖报。一天他在街上邂逅《大公报》记者杨刚，后者指着他说：“你毕竟还是一个战地记者。”冯英子回应：“我现在是战地总编了。”

　　见证日本投降

　　1943年，冯英子接到严怪愚写来的信，决定集资在沅陵恢复《力报》，要他前去担任总编辑，并且随信寄来50元旅费。9月，《力报》在沅陵发行,日出对开一大张，四个版面，其中副刊定名为《草原》，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义。冯英子写了创刊词，宣告“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推动社会的前进。”

　　正当报纸办得生机勃勃之时，报社的经济问题日益严重。有时黎明冯英子刚入睡，伙食房里的职工就来叩门要钱买菜了，左支右绌，寅吃卯粮，几乎天天如此，维持了半年之久。这种穷困的办报生活，大家不以为苦，反以为乐。

　　另一种压力来自政治上。有次，冯英子写了一篇《拖不得》的社论，批评国民党部队在某次战役中的拖拉作风，被重庆《新华日报》转载，引起沅陵官方的注意，他们希望《力报》写一篇文章批评共产党。冯英子说，这不是无事生非吗？破坏合作这事不能干。

　　1944年，沅陵《力报》董事长办了一份《中国晨报》，邀请严怪愚和冯英子做副社长，冯英子兼任总编辑。1945年春天，日本帝国主义败象已露，美军轰炸东京时，冯英子以《一幅弹雨神风落日图》为题，报道东京的狼狈相。不久，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消息传来，《中国晨报》社论第一句话，就是“现在有种种迹象，证明日本将于48小时之内宣告投降。”文章登出的第二天下午，日本就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5年8月15日，《中国晨报》出了号外。中国政府规定芷江为接受日本投降的地点，冯英子亲赴湘西边城采访这次新闻。

　　八年抗战之中，冯英子出入于枪林弹雨，亲眼看到日军的血腥暴行，亲耳听到中国人民的悲痛呼号，他辗转万里、笔耕不辍，从战地通讯到社论时评、杂文随笔，无时无刻不忘这些历史，终于看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场面。本文口述：张林岚（冯英子同事），整理：范洁。摘自《新闻老战士与抗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