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几乎一夜之间，“五二三任务”这个名词也迅速进入公众的视野。很多人把“五二三”与青蒿素的研究画上等号。其实，“五二三任务”作为一项巨大的秘密科研工程，涵盖了疟疾防控的所有领域，不单单只有青蒿素研究。而且，这一科研工程的开展涉及全国诸多省市中的各行各业，上海在其中也发挥了很多作用。

　　“内忧外患”的疟疾

　　疟疾是一种古老的传染病，系经按蚊叮咬或输入带疟原虫者的血液而感染疟原虫所引起，它也是世界上最严重的虫媒传染病。上世纪20年代起，我国老一辈寄生虫学家对云南、广西、贵州、广东、台湾、江西、四川、浙江、河北等21个有疟疾流行的代表地区进行调查，发现人体全部四种疟原虫——间日疟原虫、恶性疟原虫、三日疟原虫、卵形疟原虫——在我国均有存在。据估计，在解放前，中国每年的疟疾病例达到数千万，死亡率也非常高。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疟疾防治工作前后经历四个时期。1950年代属于第一阶段: 重点调查及降低发病率阶段；1960年代和1970年代属于第二阶段：控制流行阶段；1980年代和1990年代属于第三阶段：消除疟疾阶段；2000年之后进入了第四个阶段：巩固消除疟疾成果阶段。“五二三任务”处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即第二个阶段之中。

　　“五二三任务”是如何诞生的呢？1960年代初期，越南战争升级，疟疾成为交战各方参战部队的主要传染病。据说当时南越部队及美军第一师发病高达100%，而且由于疟疾抗药性的问题，很多传统抗疟药疗效很差，疟疾已严重影响部队战斗力。1967年5月23日，解放军国家科委和总后勤部在北京召开了有关部委、军委总部直属和有关省、市、自治区、军区领导及有关单位参加的全国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大协作会议，讨论确定了防治疟疾的三年研究规划。为保密起见，以会议日期为代号称为“五二三任务”。因此，很多人认为，“五二三任务”主要是为了应对当时的国际形势，有重要的军事目的。当年“五二三”的很多文件上，有着诸多此类表述。比如当年国家科委和总后勤部的一份文件中写道：“遵照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为了有效地解决东南亚地区恶性疟疾多，发病率高，严重影响部队战斗力的问题……成立了抗疟研究协作领导小组。”

　　通过对当年国内疟疾防控资料的研究，我们会发现，“五二三任务”绝非只是为了“抗美援越”。1950年代，国家出台《少数民族地区疟疾防治工作方案》和《疟疾防治规划》等多份规划方案，组织卫生工作队、防疫队、医疗队进入高疟区，抢救疟疾患者，进行预防工作；设立疟疾防治所，进行疟疾防治科研和培训技术骨干等工作；同时举办疟疾训练班，培养专业技术队伍。一系列工作之下，我国的疟疾防控工作开始得到了系统的管理，疟疾发病率一度由1955年102.8/万下降到1958年的21.6/万。

　　但是，由于政治、经济以及自然因素的关系，1960年代初和1970年代初我国又出现大范围的疟疾爆发，全国发病人数多达1000至2000万，1960年和1970年全国平均发病率分别高达155.4/万和296.1/万，其中1970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疟疾发病率最高的一年。1964年，毛泽东主席会见越南党政负责人时，越方提出希望中方帮助解决疟疾防治问题。当时毛泽东说：“解决你们的问题，也是解决我们的问题”。现在看来，这句话含义深刻。在那个时期，疟疾问题已属于“内忧外患”，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抗疟工作中的“海派力量”

　　上海地区并非高虐区，不过从近代起上海地区的科研院所在疟疾防控方面一直有着深入的研究。同时，由于在经济、管理、科技等方面的综合优势，从“五二三任务”一开始，上海就成为该研究工程体系内的主要力量之一。1967年全国“五二三”领导小组成立之后，制定了三年研究规划，组织了七百余人的抗疟协作队伍，其中有很多人来自上海地区的单位。1968年4月，“五二三”上海地区领导组成立。

　　1969年3月，全国“五二三”座谈会会议秘书组印发了《抗疟研究协作工作中有关问题的规定的通知》。这份通知中，明确了广东、广西、云南、上海、南京、北京等6个地区“五二三”协作组的任务分工。其中，上海地区的任务分工有5条（其他地区多为三四条），任务是最多的：“1、新机构类型防治药物和长效防治药物的研究；2、合成药和中药抗疟药的临床验证、化学、药理、剂型、设备的研究；3、合成（按蚊）趋避剂和中药趋避剂的化学、效价、毒性、制备的研究；4、药物制剂包装的研究；5、抗疟针灸等疗法的研究。”同时，在4个主要专业口（抗疟药的研制和试用、中药抗疟药的调查验证和实验、抗疟针灸等疗法、趋避剂的研究），分别指定了少数的负责单位。而这4个专业口的负责单位中，均有上海地区的单位。

　　1971年，无论对于中央还是地方来说，都是“五二三”研究部署的重要年份。这年3月，“五二三”上海地区领导组进行重组，组员单位变为8个：市革委会科技组、警备区后勤部卫生处、第七军医大学（后改称“第二军医大学”）、卫生局、化工局、医药工业公司、医工院、寄研所。4月，上海选派36名科研和医务人员进驻海南、云南、浙江的高疟区进行现场研究。 （明日请读B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