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市政衙署的建制

　　地处江南的上海，夏商周至春秋战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显然落后于中原，典籍记载更是少之又少，可以说，直至秦汉，有关上海地区比较可靠的文献记载才陆续出现，然而其中涉及酒事者则显得微乎其微。两晋时，陆机、陆云兄弟，堪称“善饮之人”，特别是陆机，少有奇才，文章冠世，被称作太康之英，他写过一首《饮酒乐》的诗：“饮酒须饮多，人生能几何。百年须受乐，莫厌管弦歌。”诗中透出一股豪气，“饮酒须饮多”，没有一定的酒量，岂敢出此豪言，可见，他的酒量一定不小。

　　晋室南渡后，吴郡太守袁山松也是一个“善饮之人”。据说袁山松擅长音乐，“北人旧歌有《行路难》曲，辞颇疏质，山松好之，乃为文其章句，婉其节制。每因酒酣，从而歌之，听者莫不流泪”。唱和着古音乐的节拍，品着美酒，放声高歌。袁山松于军事不很在行，终于死于兵祸，然而作为饮者，肯定是个行家里手。

　　史书和出土文物表明，自中国有历史以来，祭祀、会盟、各种庆典用酒都形成了固定程式的礼仪，使用酒器、酒具也逐渐系统、规范起来。酒器、酒具上的图案、花纹、篆刻也与时俱进地形成特色。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转折时期，随之而来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就是社会的平民化，民众的饮酒习俗已经十分普遍与完备，酒被称为“百礼之首”，可见酒在当时的作用和地位。朝廷能够在这滨江临海的上海浦设置酒务，不可忽视的是，《宋会要辑稿》所记秀州“十七务”，其中“青龙、华亭、大盈、上海、赵屯、泖口诸务”，都位于今日上海境内，可见那时上海地区酒风之盛。上海的成名，难道与“酒”没有关系吗？

　　关于上海的市政衙署的建制，在历史上也一直处于变动之中，春秋属吴，战国先后属越、楚，秦汉以后分属海盐、由拳、娄县诸县。公元前223年，秦灭楚后设会稽郡，治所在苏州。会稽郡辖疁县、由拳县和海盐县。疁县包括今嘉定、上海两县及青浦、松江两县大部和市区部分地区。嘉定县境内还有一个以疁命名的疁城乡。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修筑了一条由咸阳经湖北、湖南而抵江苏、上海一带的宽阔驰道。据史载，驰道宽五十步，每隔三丈植树一株。驰道通过今松江西北，“经青浦古塘桥，西通吴城”。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率丞相李斯、少子胡亥等一批文臣武将南下巡游，曾通过松江西境和青浦南境的横山、小昆山、三泖地带，看到当地物产丰富，人群熙攘，人们划船在水上交易，显然那时的上海还没有形成城市。

　　公元前207年的汉代，疁县改为娄县。今金山县境内的海盐县，汉时为刘濞的封国，此地煮海水以制盐。和海盐县发展同时,由拳县也在发展之中。由于局部地体下沉现象存在，海盐部分沦为拓湖，由拳也陷入了谷水。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前后海盐县被迫向南迁移。

　　晋代上海地区主要依靠渔、盐之利，经济已相当发展。南朝梁大同元年（585年）,分割原海盐县地域置青浦县和前京县。唐天宝十载（751年），吴郡太守奏准设立华亭县，上海地区始有相对独立的行政区划。华亭县辖境约今上海地区吴淞江故道以南，川沙—惠南—大团一线以西地区。关于“华亭”名称由来，见于《三国志·吴志》：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十一月，吴孙权封右都督陆逊为华亭侯。华亭是当时由拳县东境一个亭，故址在今松江区境内。唐乾元二年（759年），改吴郡为苏州，隶浙江西道。

　　北宋时期，上海大陆地区分属华亭县和昆山县，崇明地区属海门县。宋初，华亭县改属两浙路秀州(州治在今嘉兴)。这时华亭县以东的海滩，已经成为重要盐场和渔场，“人烟浩穰,海舶辐揍”，商业日益发达。后因吴淞江下游的淤浅，曾经繁华一时的青龙镇，就逐渐丧失了作为长江口良港的地位，而日趋萧条冷落。与此同时，吴淞江支流上海浦西岸开始出现的聚落日渐兴旺，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前后，朝廷在两浙路秀州设立十七个酒务，“上海务”是其中最具经济活力的一个“酒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