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洙曾久久地想，为什么过去活跃、诙谐的丈夫，却变得谈起话来空洞乏味？

　　“因为他一直在和自己打仗。”林洙说，梁思成始终坚信毛主席领导的正确，因此他毫不怀疑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正确与必要，“而他认为自己受了资产阶级教育，他怀疑他在学术领域领错了路。他的‘建筑观’与‘教育思想’被砸得粉碎，这使得他成了一个被抽掉了灵魂的人。”

　　“他认定自己错了，但他不知道错在哪里。”林洙记得，梁思成在最后的岁月里，曾黯然地说：“如果再让我从头学一遍建筑，也许我还是会得出同样的结论。”“他想搞清什么是‘无产阶级教育路线’，什么是‘无产阶级建筑观’，他想和自己的学生朋友讨论‘教育革命’，讨论‘怎样在建筑领域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只是，他病房的会客牌总是静静地挂在医院传达室里。”

　　1972年1月9日，梁思成去世。就在几天前的元旦，他听完《人民日报》的社论后对林洙说：“台湾回归祖国我是看不见了，等到那一天，你别忘了替我欢呼。”

　　几十年来，总有朋友对林洙说：“你命好苦！”因为她与梁思成共同生活的年代，大部分在“文革”时期，但是她说，自己心甘情愿陪他走完他一生中最坎坷、苦难最深重，也是最悲惨的一段路程。“我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并感谢上帝为我安排了这样一个角色。”

　　因为路过你的路

　　因为苦过你的苦

　　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

　　追逐着你的追逐

　　梁思成去世后，林洙时刻都在想他一生的功与过。

　　在她看来，丈夫留下的古建调查报告，是后人继续研究必不可少的依据。于是，在“四人帮”倒台，邓小平复出后，林洙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主要内容有两点：其一，要求修改《辞海》中有关梁思成“反动权威”的条目；其二，她希望整理出版梁思成遗著。

　　邓小平很快将信批复有关单位，“梁思成文集”编委会随后成立，林洙负责选配文集中所有图片。

　　“最困难的是为《中国雕塑史》配图，雕塑史是1930年梁思成在东北大学的讲课提纲，只有文字，没有图片。”林洙说，当时她读着丈夫的讲课提纲，看着上面标注的“见（O××图）”一筹莫展。直到一日，见到笔记中Oswald一词，她断定O必定是Oswald简写，于是来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求助，“我找到咨询部一位老先生，但其实特别难为情，我说，我要找一本外国著作，但不知书名，不知作者，只知作者姓名打头字母是O，而且书应当很厚，因为图片标到了几百号。”老先生听后，当即给林洙找出了Oswald Siren所著的《中国雕塑》，上、中、下三大册。林洙对着笔记一张张核对图片，竟全部对上。但三本书不能外借，于是她天天泡在图书馆，泡了一个多月。“就像思成常说的，‘笨人下的笨功夫’。”

　　林洙类似的“笨功夫”下得不少。当年，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地管理处，都收到过她的信，问对方能否帮忙拍摄照片。“很感谢那些不知名的朋友，拍了清晰精美的图片寄给我，不肯收一分钱。”林洙笑着说，“不过那时，我确实也拿不出多余的钱。一个月工资62块，养活两个孩子还有母亲，多拿一分都没有可能。”

　　林洙说，梁思成在她的心中并非一个固定的形象。“文革”前，她看到的是丈夫的温柔体贴；“文革”时，她则体会到他的正直严肃。“永远实事求是，从不落井下石。”“这样一个人，我如获至宝。”

　　当真正开始通读梁思成的著作后，林洙发现，“他作为一个伟大的学者的形象，实实在在矗立在自己眼前。”

　　“为什么他能准确地判断古建筑的建筑年代？这与他深厚的国学根基和对各个时代书法、绘画、雕塑、陶瓷器皿的研究有密切关系。他常说，调查古建筑要有敏锐的时代感。”“他的《大同古建调查报告》，长达22万字，通过这份报告，可以看出他已经吃透了宋辽时期的建筑，并已读懂了《营造法式》这本‘天书’。”“1946年，他赴美考察讲学，回国后决心办一个世界第一流的建筑系。过去建筑系就是设计房子，他则提出‘人居环境’。”“他对北京市的规划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和学生说过‘我到现在为止，不认为梁陈方案有什么错误。但我不希望你们再继续说这个事情，这样对你们没有什么好处。’”……

　　谈起梁思成，林洙有说不尽的话。

　　她说自己最悔恨的，就是1969年北京拆除城墙时，梁思成听说西直门发现一个元代城门，像孩子一样恳求她去拍张照片。当年的林洙不假思索地说，“你想让人家把我这个‘反动权威’的老婆揪出来示众？”林洙忘不了，当时梁思成的脸痛苦地痉挛了一下。

　　那一刹那，林洙以为自己理解了丈夫，“但其实远远没有。当我今天重读《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以及《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时，我才知道，当年我对他的理解很不够……通过几十年的努力，我才终于读懂了他。”

　　与谈起梁思成时的兴奋不同，林洙说起自己，话不多。或许，她只是觉得，她做了为人妻的分内之事。

　　林徽因的母亲一直和梁思成、林洙住在一起。梁思成走后，林洙照顾老太太，直到她90多岁去世。“她最爱吃核桃，谁给她带核桃来，她就高兴。她的脑子有点糊涂，记得的事情，全部都在袁世凯时期。”梁思成去世后，作为外孙女，梁再冰曾想接外婆一起居住，“她不走，说林洙对我好。”

　　老太太对林洙“大大地表扬”，在梁思成当初写给正在“四清”工作组的妻子的信里，也有提及。他写道：“（老太太）说你‘一点也不懒’‘细心’‘会体贴人’，‘做事有条理，手脚麻利’……”

　　至于梁思成如何看待妻子，在新华社记者王军所著《城记》一书中这样记述：梁去世前，拉着好友陈占祥的手，极其恳切地说，“这些年，多亏了林洙”。

　　虽然后半生的时光，几乎都在推介丈夫的理论与思想，但林洙仍觉得，梁思成的成绩并没有得到足够肯定。“他不光是一个古建筑专家，还是一个历史学家、建筑教育家、城市规划学家、美学家、哲学家。”只是林洙也说，于自己而言，关于梁思成的研究，出于年龄精力等原因，她“已到此为止”。

　　偶尔，她会“催促”《城记》作者王军，把关于梁思成的著作快些写完。不然，她怕自己看不到了。

　　偶尔，她也会幻想，能再和梁思成在清华的校园中走走，“哪怕一分钟也好”。

　　2013年8月13日，林洙接受采访的当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

　　采访完成后，林洙从会客室缓缓走回家。

　　与她错身而过的，是清华园里不时走过的一对对情侣。他们手中捧着盛开的玫瑰花。

　　摘自《小康中国故事·林徽因们的流年碎影》《小康》杂志社 编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