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心美术馆上个月在乌镇开馆，木心身后遗留绘画作品六百余件，文学手稿数千份，人们或许可以从这些作品里找到通往木心精神世界的线索。特殊年代，木心被数次囚禁，在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他没有放弃过追求，而是将积蓄下来的力量在哲学、文学、绘画、音乐中喷薄……

　　初识

　　2015年7月的一个下午，“东方达沃斯”乌镇烈日当空，元宝湖上的木心美术馆还在紧张地筹备着开馆前的事项。曾和木心共同度过苦难岁月的上海创新工艺品一厂的退休职工，心怀虔敬地成了预展的观众，面对木心生前在美国为陈丹青等画家上最后一课视频，大家能感受到木心眼神中不变的神采奕奕。

　　斜阳残照，望着小鸟掠过的嫣红河面，我回忆起与木心这位启蒙老师相处的珍贵时光……

　　1972年12月下旬，北风呼啸，天寒地冻，我从培明中学毕业分进了上海创新工艺品一厂。这家由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脱胎而来的小厂，坐落在石门二路、新闸路交合处，曾经是破尼姑庵的厂房，呈现出一派衰败景象；做塑料花的车间，几无劳动保护，注塑的毒气无孔不入地侵袭着工人的肌体。

　　一次卸完货，从拉料车间的破门帘后闪出一位年近半百、风度儒雅，着补钉整齐的劳动服之人，他双目如炬，深藏的眸子冲我一笑。我自幼喜读古书，讶异于此人颇有仙风道骨，遂脱口一声：“师傅，您好！”不料，他脸色骤变，连连摆手，示意我不能这样称呼。以后，我们多次相遇，他总是一迭声说咱俩有缘。我从老师傅口中得知，此人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高材生，其知识之渊博，在上海手工业局无人能望其项背，这就是木心先生。我这个小青工，很快被厂内头号阶级敌人木心先生的学识与风度所吸引。

　　当时，木心处于人生最坎坷、最痛苦的低谷，他作为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黑五类”，任何人都可以侮辱、欺凌他；而他却整天强装笑脸，对任何人都得点头哈腰，人性被彻底扭曲！更有肉体摧残，且不说他经常挨打受骂、被批斗，单以强劳力而言，他干的是厂里最苦最累最脏的活，除了倒便筒（厂里没有正规厕所）、通阴沟、铲车间地上的机油外，还经常跟着铁塔似的装卸工扛原料；其中通阴沟、铲机油最累，我曾帮他通过阴沟，阴沟内胶水般的污泥足以将得过肺病、文质彬彬的白面书生木心击倒！

　　木心为了排遣痛苦，大量抽烟，似乎烟雾会带他遨游在无限美妙的艺术世界里。令人辛酸的是，木心拿的是生活费，为了省0.14元车钱，他一年四季风雨无阻，都是走十几公里上下班，因而抽了大量8分钱一包的“生产牌”，给肺部留下严重的隐患。我厂一些青工一方面劝他不要抽“生产牌”，一方面尽量给他些好烟抽。有一年秋天，我斗蟋蟀赢了0.49元一包的“红牡丹”，立即赶去与他共享。

　　罪名

　　那么，木心是以什么罪名落到如此悲惨的地步的呢？我进厂不久，就听见几个市侩气十足的老师傅笑谈木心不是正常男人。据当年被厂领导调去查阅木心档案的团干部小林姐回忆，那些档案里充塞着许多不堪入目的揭发材料，污蔑他是同性恋者，那些揭发者信口雌黄，缺乏起码的人性！就这样，一顶坏分子帽子飞到木心头上，他从此陷入灾难的深渊。

　　其实，木心是一名从小立志献身艺术的理想主义者，他熟读中外典籍，洞悉人生的波澜，以众多伟大的西哲，诸如柏拉图、奥古斯丁、斯宾诺莎、笛卡尔、霍布斯、洛克、伏尔泰、康德、叔本华、尼采、休谟、维特根斯坦、萨特、爱默生等为楷模，崇尚独身主义。因为他深知婚姻会束缚自己追求艺术、追求美的手脚，倘若婚姻不幸，甚至发生像普希金那样的伴侣背叛，还会危及生命，何谈发展？遗憾的是，在阶级斗争气氛弥漫全社会、人的现代化鲜有人提及的时代，有几人能理解木心这位融会中西文化的大师的内心世界呢？结果，施行专政者居然推理出他不成家，就是同性恋者、就是坏分子的荒谬逻辑！

　　启蒙

　　木心的卓越在于，他不仅自己忍受了苦难，而且以博大的胸襟庇荫我们这些在“读书无用论”思潮中长大的小青工，凡有求知者，他无不悉心帮扶，如他辅导工友煜元兄做文章如何谋篇布局、遣词造句；冒着被批斗的风险，趁推垃圾车出厂，悄悄地潜入工友正峻兄家，指导他创作油画……

　　木心对我的启蒙富有戏剧性，他仿佛一盏灯塔照亮了我迷茫的人生。我们屈指可数的“授课”教室，是曾经关押他的防空洞，该洞约20平方米，做过厂图书馆，后又置一张乒乓桌，平时无人光顾。我一般与木心约好，趁去总厂送货之机，像野猫般窜入洞内，他随后一闪而入，彼此点燃香烟，在几缕残光下畅谈中西文化。尽管每次仅十几分钟，一旦被厂方发现，必然大祸临头。其时，我只是一个喜欢文化的小青工，基础比较差，然木心遇到有人聆听他高谈阔论，兴奋不已，滔滔不绝，也不管我能听懂多少。

　　印象中，他谈西方古典音乐，一边讲德国古典音乐如何从宫廷走向民间，即从海顿到莫扎特到贝多芬，一边忘情地闭起双目，向着空中弹钢琴，那些我听不懂的美妙的旋律，从他薄薄的嘴唇中奔泻而出。难能可贵的，木心骨子里是个思想家，他的哲学思辨、历史视野、国际意识交相辉映。

　　1975年，我正在读《国家与革命》和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写的《列宁回忆录》。讲到暴力革命与国家消亡，读过许多马列原著的木心深刻地指出，国家消亡也即人类大同，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但历史发展是多元的，非暴力如改良，也能到达幸福的彼岸。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巨大变化，证实了他的预言。

　　尼采

　　木心一生对尼采情有独钟，从而形成了陈寅恪所云“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即便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刻，他也不放弃自己的追求，典型的是他在牢狱里以写检查为由，获得纸笔，创作了66万字的文学作品，他将手稿缝入棉裤，日后带出囚笼。

　　当时，木心虽然谈起尼采，但我似懂非懂，直至1980年代初，我在华东师大历史系求学，经常逃课，去政教系旁听赵修义教授开讲现代西方哲学时，才逐步领悟木心为何将自己的灵魂系于尼采身上。

　　尼采最大的贡献是提出“超人哲学”，他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以古代波斯拜火教的创始人象征为超人，阐明超人克服了人类种种欲望的本性，这是对人类自身的超越。超人要为新价值立法，文化的更新要由超人承担和实现，超人要成为创造者。也就是说，“只有最孤立的、最深沉的和最超俗的人，才会成为最伟大的人物。”联系到现实，尼采看到了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德国文化的堕落，他要用音乐来拯救德国文化，主要是指巴赫、贝多芬和瓦格纳的音乐。而这一切，都需要哲人具有自由的精神和独立的人格。

　　尼采的这些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木心，在中国历史拐弯的前夜，他期望自己像尼采那样成为一个为人类摆脱黑暗而献身的人，从而以自己的才能奉献祖国、改造祖国，然而虎落平阳、壮志难酬。联想到尼采发疯而亡的悲惨下场，木心很自然地产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情怀。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木心为何狂热地崇拜尼采、喜欢音乐，木心美术馆特辟的“尼采与木心”展馆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