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作协文友坐车来到烟雨迷蒙的西湖畔，钻入了霏霏细雨，疾步来到国画大师潘天寿故居。久闻其大名，未见其画，有机会欣赏他的真迹颇感兴趣。

　　聆听纪念馆解说员李女士介绍潘老的作品，认真欣赏其画，从心底感佩其画磅礴大气。待李女士介绍毕，我问她：“你认识高培明吗？”她笑曰：“怎么不认识，还相当熟悉呢。高书记刚去世，他是个好人。”李女士惊讶地问我：“你怎么认识高书记的？”我告诉她：“我们是老乡，抗战时期，鬼子追赶他，他闯进我祖母家，多亏我祖母带他进屋，让他躺在床上，并盖上被子，使他躲过一劫。”李女士惊讶地说：“是吗？”然后，她告诉我：“不久前，高书记的儿子刚卖了一幅潘老的画，1800万。”说罢，她还夸张地比划着手势。

　　我听后并不惊讶，心里还有点想入非非，倘若当年我到他家做客时，向他索要潘老的画，他一定会慷慨赠送。因那时是个计划经济的年代，都不知这些大师的画会卖到天价。上世纪80年代初，高书记离休前捐出了一批国画，其中不少是潘天寿的作品。

　　新世纪初，父亲曾为泰安老家筹建小学，将此事告诉了高培明，他问父亲：“钱够不够，不够的话，他可以拍卖一幅潘天寿的画来资助建校。”父亲告诉他：“堂弟其泰已捐了100万，足够了。”他高兴地说：“辛苦你了，一定要为家乡建所学校，使晚辈们接受教育。”

　　父亲曾告诉我，上世纪50年代末，高培明调任浙江美院任党委书记，斯时，潘天寿任美院院长。那时运动频繁，潘院长不断被“洗澡”，好在高书记性格善良、脾气温和，颇为关照潘院长。为了感激其保护，潘院长先后画了不少国画相赠。

　　1975年夏，我与中学同学张浩一起去杭州游玩，我带着他冒昧地住到了高大伯家，在他家吃住了三天，他非常热情。没想到第三天晚上，张浩感冒发起高烧，高大伯撑着雨伞冒着大雨，特意到学校卫生院配了退烧药，给他添了许多麻烦。

　　临别那天，我对高大伯说:“我喜欢绘画，已学了多年，但没有老师指点。大伯能否介绍一位美术老师教我学画。”高大伯点头应允。正巧下午画家萧峰老师来到高大伯家，他就拜托萧峰回上海后指导我绘画，萧峰一口允诺。

　　回上海后，我拿着高大伯的介绍信，找到了萧老师的家，这时我才知道，他是留苏画家，其油画代表作《拂晓》，画的是解放军攻入上海后睡在马路边的场景。若干年后，萧峰成为浙江美院院长，这是后话。萧峰热情地接待了我，对我的素描进行了指点，并约好每周日去他家学画。

　　有了名师指导，我学画兴趣大增，每周日上午8点，我都准时敲开了他家的门，这时是他最忙的时候，我却懵懂不知。因萧老师有两个女儿，有时他忙不过来，就让师母教我，学了半年多，萧老师仔细看了我临摹的水墨画后，建议说：“你的素描合格了，可以深入练习国画了，你的水墨画颇有灵气。”说罢，他取出纸和笔，给王个簃、唐云、应野平等画家写推荐信。这些人物都是上海滩上的大家，我非常激动地放好推荐信，准备好好向大师求教。

　　尚未来得及上门拜师，一个月后，即1976年初，我接到了入伍通知书，匆匆离开上海，一晃六年才回到久别的故乡，可惜时过境迁，绘画的兴趣早已被文学的爱好所替代，结果与这些大师失之交臂。

　　等退休后，我还想重拾旧好，涂鸦水墨画，练练毛笔字，虽不一定能成为好画家，但一定能圆少年丹青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