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阳，对于文学爱好者而言可能只是白居易《长恨歌》中的一个地理位置，而对于共产党人而言则更容易联想到一份划时代刊物的见证地“老渔阳里”。陈望道翻译并送至上海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在这里校对，毛泽东与陈独秀在此畅谈时事，被史学家誉为近代中国思想史上一次最为壮丽的精神日出的杂志——《新青年》也在这里完成了划时代转型。渔阳里，党的“秘密摇篮”，鲜有人所知。

　　1920年11月7日，十月革命三周年的纪念日，老渔阳里2号的亭子间里秘密发行《共产党》，创刊正是以“共产党月刊社”名义在《新青年》杂志上刊登广告，“共产党”旗帜就这样在中国第一次公开挥舞，此时无人预料党的伟大事业将如星火燎原、生生不息。如果说在1921年7月23日于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这个被赋予传奇色彩的“婴儿呱呱坠地”，那“十月怀胎”的艰辛、漫长与默默无闻的岁月正是在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杂志编辑部里悄然度过。

　　共产党成立前后，《新青年》是国内最有影响力的刊物。1915年7月5日，陈独秀与上海益群书店的陈子沛兄弟商定了印刷出版等具体事宜。当年9月15日，《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在上海正式出版发行。三年之后，在陈独秀、胡适等推动下，《新青年》杂志从四卷一号起转型为六名北大人士共同编辑的同人刊物，迁往北京后直接启动了新文化运动，进而影响了整个中国的命运。而随着《新青年》的内部分化，1920年，陈独秀开始直接介入政治活动并且把《新青年》迁回上海，住进了老朋友柏文蔚住的老渔阳里2号。

　　这位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新青年》主编，一到上海，就邀请在上海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几位同道，《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编辑李汉俊、邵力子、沈玄庐等商议《新青年》的复刊工作。当时老渔阳里2号是一幢老式的石库门房子，砖木结构，二层楼房。据说有一个大天井，客堂后还有一个小天井。陈独秀将《新青年》迁回上海不久，李达从日本回国，也被邀协助编辑，并入住楼上亭子间。

　　当年上海霞飞路附近，或许会有人注意到一位中年人，西装笔挺、意气奋发，日日挎着一沓讲义，穿过老渔阳里，到渔阳里6号外国语社上课。在上海复刊的《新青年》，在陈独秀的领导下，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了对无政府主义等的批判，成为关于社会主义论战的最重要的阵地。它高举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向封建传统思想展开猛烈攻击，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阵阵思想风暴。“秘密摇篮”好像有一股自身的魔力，将各路英才吸引到自己周遭生活起居、工作创作，一楼客堂间成了《新青年》编辑部的办公室，而曾在课堂里认真聆听他课程的有肖劲光、柯庆施、罗亦农、任弼时等日后都成了中国共产党重要的领导者。一段划时代的历史在这里展开，见证了近一个世纪前新文化运动的风起云涌。斑驳的乌木大门、典雅的红漆窗檐，始建于1912年的老宅迄今已有“103岁高龄”，依稀可见早年的雕梁画栋。

　　现在，老渔阳里2号大门静锁，如深锁闺阁的大家闺秀，但建筑本身的“共党血脉”，让即使是普通人家的住宅也成了最恒久的时光见证。划时代的前世辉煌已然写成历史，安宁平淡的今生却在时时接受共产党后人的瞻仰怀念。或许在有信仰人的眼里，这个“秘密摇篮”的每一块砖都见证了革命前辈的意气风发、豪情满怀，这里的每一个把手都经历过革命人的刚劲有力、一往直前，这里的每一个缝隙都聆听了共产党人的睿智言论与革命情谊。

　　十日谈

　　红色记忆

　　明日介绍上海法租界里的红色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