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党统治区办一张像新民报这样的处于中间地位而又力争上游的民主报纸无疑是十分艰难的。主办的人开头打的“超党派”旗号，抗日战争中又提出“居中偏左”的口号。后来国共两党的斗争日益白热化，老板不能不退而自保，又加一句“遇礁即避”。事实上，完全退避也不可能。躲避的自然有，硬着头皮干的还是颇有人在。

　　新中国成立之后，胡乔木希望我们办成一张“通俗的机关报”，上海市领导要我们宣传市政建设，指导人民文化生活的“灯下读物”。那个年代不讲生活，只讲生产，文化生活少之又少。报纸上政治运动的消息倒是很多。城市居民嫌“门调高”，无新意。夏衍出了个主意，让解放初期两家小型报纸《大报》《亦报》一部分人参加新民报工作，让新民报贴近上海市民的生活，融合于海派文化。经过1952年的“思想改造”，报纸开辟了新路。《夜光杯》一度改名“繁花”。

　　《繁花》的主编是有“小报状元”之称的唐大郎。大郎本名云旌，嘉定人，是小报圈里第一快手。一天能给五六家小报供稿。他以诗寄情论世，以诗评画评戏，什么题材都可入诗。他还写下大量打油诗，如同讽刺漫画。过去大郎擅写艳体诗，吹捧演艺界明星交际花和舞女。思想改造运动中，夏衍劝他进入华北革大学习期间，勇于解剖自己，坦白交代往事。自那以后，大郎真的痛改前非，像是换了个人。他在香港大公报上开辟专栏《唱江南》，撰写了大量反映新中国的新气象新建设新成就的“唐诗”，得到周恩来的赞许，说他是爱国的、有才情的报人。

　　唐大郎主持副刊自然比张慧剑通俗，他俗中有雅，不沾那种低级趣味，庸俗无趣的东西。旧日小报的黄色文化统统摒除在外。他对太雅，雅得酸气冲天的不取；自吹自擂的，马屁文学的不取；纯文艺的文艺腔，他名之曰“啊派”，不取；取舍来稿不及整者，坚决不用，六亲不认。即使报社内部同人，他也不顾情面。这一“传统”，后来的副刊编辑多少继承一二。

　　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是首要的任务；此外，天文地理诸子百家琴棋书画花鸟鱼虫都有一点。

　　唐大郎编副刊主张一个“杂”字。杂者多也，面广多样，才叫繁花；只开几朵几种花，不好叫繁。这一点与赵超构提倡的“广些，广些，再广些”是一致的。

　　在一次酒席上，有人问他如何编副刊，他以餐桌上的火腿做比喻，写一首打油诗：上方火腿笃精肥，食到腰峰味略稀，耐咀嚼还供下酒，火筒脚爪最相宜。上面必须名家之作，正经文字；中部软档；稍差不要紧；下面补白稿。这就是他的版面处理原则。

　　大郎平生挥金如土，素有“脱底棺材”之称。他广泛结交文化界朋友五湖四海，有三教九流皆兄弟也的气概。几乎可以说“前有古人，后无来者”。他是中国银行出身，有一绝技。一个手指点钞票卓别林演的凡尔杜先生，像电风扇飞舞。其后多年国外才有点钞机的发明，中国的银行更晚。他的外家姓钱，舅父梯丹是清代诗人钱谦益的后裔，钱氏绛云楼文脉在“唐诗”中隐约可见。

　　他幼年读过舅家私塾，没有任何正式学历，填表时只写“五七干校三年”。干校中画连环画的贺友直和本报老记者李仲源一同烧老虎灶。唐大郎是天不亮就去泡茶的特殊顾客。茶是酽极的浓茶，用廉价的茶叶末泡在大的搪瓷杯里；开水必须“特特滚”。如此吃了多年，得了食道癌，竟于晚报复刊前一年多时去世。赵超构与我去探望时，他说：“如有来生，我们再一起办张报。”

　　十日谈

　　“夜光杯”絮语

　　连载为夜光杯新添美酒，明请看本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