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胜利会师

　　红军开始长征之后，相当一段时期由于形势复杂多变，并没有很快就确定自己的长征路线，也谈不上早已制定出长征目的地即终点的位置。到了1935年9月，俄界会议虽提出陕北、甘东是长征的必经之地，但也并未说明它就是终点。因为当时还提出要打到靠近苏联的边界去，况且当时红军还不知道陕北已有相当力量和范围的红军和苏区的存在，当然也就不可能作出选择长征的终点的决策了。最后让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作出红军长征目的地，即终点的决策这一历史契机的，是1935年9月16日红军攻占了川甘边界的重大关隘腊子口，并于18日到达哈达铺之后。

　　腊子口是四川通往甘肃的通道，也是当时红军北上的一个重要通道和天险。随即红军乘胜攻占了哈达铺，红军在缴获了大批军粮、公盐之后，又意外地获得了一些国民党地区的报纸，其中有《大公报》《山西日报》。正是这两家报纸，让毛泽东、张闻天和党中央作出判断，把红军长征的目的地放在了陕北。

　　关于这件事，后来一些长征的经历者有大致相同的记载，如彭德怀在其《自述》中说：“在哈达铺约休息了四五天，从报纸上看到陕北有刘志丹苏区根据地，很高兴。”聂荣臻也在回忆录中称：“9月19日，我和林彪随二师部队进驻哈达铺。在这里我们得到一张国民党的《山西日报》，其中载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的消息。我说，赶紧派骑兵通信员把这张报纸给毛泽东同志送去，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地哩！这真是天大的喜讯！”

　　张闻天阅读的是《大公报》。其中，7月23日阎锡山的讲话、29日的社论《论陕乱》及8月1日的有关报道等，引起了张闻天的极大关注。毛泽东得到这一喜讯极为兴奋，立即在红军团以上干部大会上，宣布红军前进的方向是刘志丹等红军所在的陕北。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在极端艰险的条件下，先后进行了战略大转移。红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克服雪山草地的险阻，经受饥寒伤病的折磨，战胜张国焘机会主义党内分裂的危机，终于胜利完成跨越十几个省、总行程达数万里的长征。长征的胜利，成为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虽然失去了南方原有的根据地，损失了很大一部分力量，但是保存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骨干，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正当抗日战争的烽火即将在全国燃烧起来的时候，三支主力红军为担负中国革命的新任务而在西北会师，这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

　　然而，按照传统的说法，似乎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中国革命就像大海的巨浪一样，一浪高过一浪，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直至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针对这一美好想象，我们如果循着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地看中国革命的曲折道路，那么就不能将悲怆、壮丽的革命看做儿戏，否则革命太容易成功了；而要还其历史的真面目，从而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辉煌局面。

　　其中，红军到达陕北后，匆匆组成西征部队，乃至使红西路军全军覆没的悲壮历史，既是红军长征的尾声，也是中国革命多重面像的一幕悲剧。

　　在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史上，红军西路军的失败是一个长期以来困惑人们的悬谜，其不仅失败之惨烈，诚如徐向前元帅所云，西路军两万多人，遭到几乎全军覆灭的命运，在我军历史上，绝无仅有。回顾这段历史，确有“不堪回首话当年”之叹。更有西路军出征，究竟是谁作出的决策，一直是尘封的不能碰的史学研究禁区。而史学界一贯的看法，则是西路军的失败，是按张国焘的擅自命令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向西逃跑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史学研究领域贯彻党的实事求是路线，以及共产国际、中共党史相关档案的解密，特别是一些西路军高层幸存者的回忆，终于使西路军真相大白。

　　红军长征胜利后组军西征，是笼罩着神秘色彩的历史事件。如果说西路军出征的决策属于高度机密，当时的西路军普通官兵不可能知道内幕的话，那么西路军的高层干部，甚至也无从知晓其决策内幕，其中典型的有时任西路军30军代理军长的程世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