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在台湾举办了“不死的灵魂：张爱玲学重探 张爱玲诞辰九十五周年纪念研讨会”。许多张爱玲专家都作了精彩的发言，会间有一位老师说，张爱玲创造了一个很少见的场面，我们那么多人坐在一起讨论“爱情”。这令我想起几年前叶嘉莹先生的一篇名为《爱情为什么变成了历史——谈清代词史观念的形成与清代的史词》的文章。

　　从韦庄、杜甫、李清照、李商隐到陈子龙、李雯，叶先生谈诗词的背后是“人如何在艰难困苦中完成你自己”，也是百事全非、历史浩劫之下对“弱德之美”的反省。在寥寥数语提到特殊时代环境之下的人的感情，叶先生十分动容地表示，人有着极为复杂的情感，人生有那么多痛苦和磨难，多少不得已、多少痛苦、多方面复杂的东西，没有说出来，只能后人尽力去体会。

　　“处境”研究日益成为一门显学，尤其在世变时，人的处境的呈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卜正民在《秩序的沦陷》一书中试图还原巨大历史兴亡之际人的困境与抉择，那对于历史长河而言只是短短一瞬的人的“惊梦”，尚未到“多少暄凉”的感慨时，真真切切的日复一日如何度过，只能付诸诗词文学，落花影里。

　　《爱憎表》的发表是又一新鲜事。其实早在一九九零年，陈子善教授就发掘出张爱玲中学时期的一些旧作，并发表《雏凤心声——新发现的张爱玲“少作”》一文，提及她高中毕业时在校刊填过一个调查栏，“爱憎表”就是张爱玲本人对那调查表的称呼（冯晞乾考）。如今学者们“小题大做”，实际也是借用张爱玲的特殊性做文章。不过，在学者们讨论到张爱玲将庞然大物般的“历史”快速浓缩到个人生命管理的层次上消化，张爱玲意外地在短短的文字里，表现了她独特的生活意见。在演讲中王德威教授说，“‘把我包括在外’真的这么浪漫吗，这种随机应变的抉择、危机处理的方式值得思考。”

　　这也令我想到一位我很喜欢的台湾作家蒋晓云。我最初读到“民国素人志”系列小说时最大的疑惑是，作者到底同情的是这段历史中的哪部分人？

　　最近由新经典出版社出版的“民国素人志”第二部《四季红》上市。《四季红》是一首台语老歌，和《雨夜花》、《望春风》、《月夜愁》一起合称为“四月望雨”，这个意象本身就有“大时代加诸人民的悲欢离合”的意味。虽然不清楚蒋晓云是否有意借用这个典故，但她显然剪裁了历史的吉光片羽。记得出版《红柳娃》的时候，蒋晓云的中学好友提醒她，“有些事你不能假设别人都知道”，她就哈哈大笑。

　　这样一批大时代变迁之下的人，看似对历史攸关时刻没有什么贡献，也并没有谁那么关心这些并不隶属于军队系统、后来又成为最早“移民”的人们，是走过了怎样的心路历程。他们似乎并不孱弱，还有一点骄傲，短短的一生里，发生了几次重大的迁徙，都维持着扎实的生计和体面，日复一日。如今在蒋晓云的小说中传递了一种“爱人在不在比爱不爱重要了”般冷峻的人生阅历，又传递着“人生在世，如果天天只想着以后的日子怎么过，那今朝还过不过了”女性化的坚韧和务实。我记得她几次对我说，她母亲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去菜场都要买一束花带回家。这也是一种历史大创伤背后的女性日常生活史。

　　有一次我在电视里看到一个台湾老艺人，父亲是美国人，但她并不会说英文。唱过很多琼瑶片的主题歌，是秀场年代里十分少见的外国面孔，她和猪哥亮一起说了一些与她这张面孔很不兼容的笑话。然而她晚景凄凉。现在的人已经不太提起这些往事，越战期间曾有过20万美军来台湾度假，20年间制造了成千上万亚美混血儿。《四季红》影影绰绰融化了这一段往事，这些人镶嵌在“四月望雨”的角角落落，青山在人未老，情欲成了历史，比“张爱玲的爱情”距离如今的人更近。坎坷的孩子们都活着，但现在要看到这些事，已经要借助小说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