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红军从中央苏区出发，开始长征，意大利诗人瓜格里尼写道：“就这样，一双草鞋一杆土枪，踏上梦想的征程！”两年间，红军英勇战斗，默默牺牲，直至赢得胜利。在这场传奇般的长征中，几支鲜为人知的“传奇之师”值得我们去追忆和铭记。

　　少共国际师

　　“一万虎犊带吴钩”

　　“少年有志报神州，一万虎犊带吴钩。”这是肖华所作《忆少共国际师》中的诗句。长征途中，有些部队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却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少共国际师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1933年，为了抵抗国民党军的“围剿”，中央苏区少共中央局做出《关于创立少共国际师的决定》。8月5日，少共国际师在江西博生县（今宁都县）成立，总员额1.1万人，全师平均年龄为18岁，最小的14岁，许多人还没有枪高，少共国际师的第二任师政委肖华也只有17岁。报名参军时，“红小鬼”们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你扛得动枪吗？”他们无不倔强地证明自己力气很大，能吃苦，能上前线。由于经常夜行军，睡觉成为一种奢侈，有战士开玩笑说，等到革命胜利，“我第一件事就是睡个十天十夜”。

　　“做一个英勇无敌红色战斗员，最后的一滴血，为着新中国。”这是张爱萍于1933年创作的《少共国际师出征歌》，也是少共国际师的师歌。誓言一般的歌声，是他们战斗人生的写照。少共国际师仅整训一个月，就投入惨烈的第五次反“围剿“战斗。1933年12月，在团村战斗中，少共国际师和红三师一部从左翼夹击国民党军，战斗从清晨打到黄昏，最终重创敌人三个主力师。战斗中，国民党飞机猛烈轰炸少共国际师的指挥所，一枚炸弹落在师长吴高群和政委肖华身边，吴高群头部和腰身都被炸伤，仍不肯下火线，当战士们把他抬到卫生所时，已经无法救治，他紧紧握住肖华的手说：“我大概不行了，共产主义事业要靠同志们完成，请同志们为我们少共国际师争光……”这位从秋收暴动出来、年仅23岁的指挥员就这样洒尽最后一滴血。

　　1934年10月，在反“围剿”战局不利之下，红军被迫转移。在关乎红军命运的湘江战役中，少共国际师奉命死守界首渡口，由于火力弱、弹药少，面对敌军飞机和重炮的狂轰滥炸，红军只能眼睁睁地等到敌人靠近，再用刺刀、手榴弹和敌人近战。少共国际师打了整整五天的阵地战，用鲜血换来每一分每一秒，坚持到大部队过完江。

　　1934年12月1日黄昏，面临被敌人切断危险的少共国际师终于收到渡江的命令，友邻的红一军团见形势危急，也派出队伍接应少共国际师过江。时任少共国际师师长彭绍辉率领大家渡江后，一清点人数，发现还有一个团没过来，于是他和政委肖华又带领部分战士杀了回去。此时，没能过江的那个团（1800多人）被国民党湘军困在临近凤凰嘴渡口的一块小高地上，混战中，副团长许开基和多数营连干部牺牲，幸亏彭绍辉、肖华率领的援军及时赶到，才把该团余部接应下来。会合后，好几个战士扑在师长彭绍辉的肩头嚎啕大哭。

　　湘江战役中，少共国际师实现了上级的战略意图，但自身损失太大，仅余2700人。由于远离根据地，加之红军无法在一地久留，少共国际师难以得到地方共青团组织的支援和补充。1935年1月，为提高主力部队的战斗力，上级决定对全军进行整编。少共国际师和红一军团主力合并，人员分别编入红一、二师。至此，少共国际师走完了短暂而光辉的战斗历程。

　　中革军委干部团

　　“铁帽子军”真厉害

　　与年轻的少共国际师相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干部团无疑是红军里战斗经验最丰富、战斗力最强的部队，由原红军大学，第一、二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学员组成，陈赓任团长，下设四个营和一个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干部团每人配有长短两支枪，再配上缴获的国民党军钢盔，一出动，人们就能认出是干部团来了。

　　长征开始后，干部团一直为军委纵队担负前卫和警戒任务。不仅如此，干部团还是“流动的军校”，为红军各部队储备、培训和输送干部。人们常常能看见，在宿营或休整间隙，干部团还从事遭遇战、伏击战、袭击战、穿插迂回等课目训练。

　　1935年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决定北渡长江，为了阻止红军，蒋介石急调20万大军，欲围歼中央红军于川黔边界。1月下旬，红军突遇国民党川军郭勋祺部，双方在贵州土城展开激战。由于中央红军是首次与川军交手，对其实力估计不足，红军猛攻三个多小时，仍拿不下川军的主阵地青杠坡。紧急关头，干部团临危上阵，团长陈赓给担任主攻的一营做战前动员，指着不远处的山头说：“那就是青杠坡，目前川军正不断开来，若不迅速拿下青杠坡，我们就只能与敌背水而战！现在，军委只有我们干部团这张牌了，攻占青杠坡，势在必得，开始吧！”

　　由于川军据守青杠坡山头和海拔较低的三道山梁，只能仰攻的干部团一营在突破中间那道山梁后，不仅受到左右两侧山梁的敌军火力压制，也承受着正面山头敌人的阻击。仗打得异常艰苦，一营每推进一步，都有人员伤亡。接近山头时，一营又与敌纠缠在一起，展开肉搏战。眼看快要打到川军指挥部了，川军却派出预备队实施反冲锋，一营寡不敌众，只好撤退。此后，干部团二营、三营相继投入战斗，打到黄昏，仍无法消灭青杠坡上的川军。事后查明，投入青杠坡战场的敌军不是红军之前预计的4个团（6000多人），而是3个师（近2万人），其他各路国民党军也在迅速逼近，红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

　　有鉴于此，毛泽东决定撤出战斗，他把掩护大部队的任务交给干部团。陈赓率干部团不失时机地对冲上来的敌军发动反冲锋，迫使敌军后退，利用这一间隙，干部团接手了红三军团交出的阵地。又经过一天的激战，干部团成功阻击了敌军的进攻，确保红军主力退出战场，一渡赤水，摆脱追击。毛泽东对作战英勇的陈赓十分赞赏，他高兴地说：“陈赓行，可以当军长。”

　　1935年5月，红军计划强渡金沙江，能否抢占皎平渡口是关键。5月3日夜，干部团闪电般地夺取皎平，利用缴获的两只木船分批把一个营送到金沙江北岸，然后沿江派出警戒部队，继续搜寻船只。这时，国民党川军反应过来，立即出动两个团和一个迫击炮连，企图在金沙江北的通安构筑防御阵地，挡住红军北进之路。得知情况后，中革军委命令干部团立即占领通安，以扩大渡口，加快渡江速度。陈赓除留一个连维持皎平渡口秩序外，其余部队直奔通安。

　　5月4日，干部团在通安郊外的一把伞梁子同川军遭遇。眼见敌人阵前地域开阔，火力凶猛，不便正面进攻，陈赓改变打法，命干部团二营正面佯攻，一营、三营向右翼迂回包抄。川军虽有两千之众，但800余名干部团指战员毫不畏惧，他们头戴钢盔、腰缠手榴弹，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奋勇向前，远的用枪打，近的用刀砍，不远不近掼手榴弹。夜幕降临时，战斗终见分晓，川军大败，敌将张伯言回忆：“能逃出通安的溃兵只有400余人，我的上司心疼得大哭，后悔不该与红军硬打硬拼，结果把老本输得一干二净。”

　　通安的胜利，保障了中央红军的渡江行动，也使干部团威名大振，川滇黔诸省的百姓都知道“戴铁帽子的红军”厉害，说像蝗虫一样密集的子弹也都打不中他们，国民党川军更是闻风丧胆，看到戴钢盔的干部团便落荒而逃。毛泽东在一次给部队讲话时，说到干部团的钢盔，幽默地笑道：“以后若遇到四川军队，每个人都把煮饭的黑脸盆顶在头上，去吓他们！”

　　1935年底，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干部团与红一军教导营合并为陕甘支队随营学校，后发展为西北工农红军学校，干部团从此走入历史。

　　红军无线电部队

　　“电波中的胜利”

　　红军总体装备简陋，物资匮乏，但鲜为人知的是，具有超前意识的红军建立了精干的无线电部队，承担对敌侦听破译和保障己方通信指挥两大职能，在信息情报方面形成对敌优势。

　　1933年8月，从上海白区转移来的同志向中央红军传授国民党军无线电密码的破译方法。老战士吕黎平回忆，时任军委二局副局长的钱壮飞是“侦察敌情的专家”，“我们几乎天天同他打交道，不是他和曾希圣（二局局长）来向朱德、周恩来、刘伯承汇报敌情，就是我们去二局查询情况”。依靠侦察优势，红军实际掌握了国民党军的动向，造成战场的“单向透明”。例如，1935年3月19日，红军电台截获并破译蒋介石的密电，获悉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根据这一情报，红军制定“佯攻贵阳，调动敌人”的计划，抓住敌人顾此失彼的机会，第四次渡过赤水，彻底甩掉追击的敌军。

　　无线电部队战果最辉煌的一次行动，是在红军突破乌江过程中。1935年3月底，红军向乌江急进。途中，二局通过无线电侦听，得知国民党军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也在赶往乌江，考虑到敌我距离太近，红军大部队要想安全渡江，至少需要三天时间，为了避免“前有激流挡道，后有追兵阻断”的不利局面，二局局长曾希圣提出，利用红军掌握敌人电报密码和电文格式的有利条件，假借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的名义，给两路国民党军发电报，让他们偏离原有行军路线。中革军委认为，蒋介石经常朝令夕改，越级指挥，可以一试。于是，红军以蒋介石的名义给周浑元、吴奇伟发电，两支敌军果然按照电报要求，偏离原定路线，红军得以顺利渡江。

　　在巧渡金沙江期间，无线电侦察又一次发挥了关键作用，通信骨干钟夫翔回忆：“我们有好几部电台搞侦听，每台都抓住敌人一两个军，什么时候都听得到。那时，敌人通报用密码，通话用明码，他们在通话中什么都谈，部队到哪，都互相告诉。这样，我们起码知道敌人的动向和驻地。另外，敌人用的密码也很简单，容易破译。”后来，蒋介石也察觉红军有破译密码的能力，遂命令各部队一日一换密码，甚至一报一换，此举给红军破译工作增加了困难，但二局想方设法，集体攻关，仍坚持跟踪敌情。老红军邹毕兆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10月，二局破译科相继破译当面之敌共180余种密码，成果丰硕。

　　保障红军通信与指挥协同，是无线电部队的另一大作用。长征期间，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红军始终处于高速运动和频繁作战的状态，保证通信显得尤为重要。四渡赤水期间，无线电部队及时收发电报，仅军委和各军团来往电文就有300余份，其中总司令朱德签发的就达200份以上。

　　长征途中，各支红军之间的无线电工作也形成良好的配合。在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由于大部队连日行军，疲于征战，人困马乏，无线电侦听员有时根本没机会打开机器。此时，位于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由于环境相对安定，侦听电台能在固定位置展开工作，于是他们在白天侦听敌军信号，将其破译，天黑后，预计中央红军到达宿营地，他们的电台应该架设起来，红四方面军再把白天破译的敌情传送给中央红军。如此一来，两大主力红军的侦察力量，在相隔数千千米的独立战线上，保持着接力式的相互配合，形成中国战争史上的奇观。

　　长征结束后，毛泽东曾在陕北根据地的一次会议上，高度赞扬军委二局和无线电部队，强调党和红军有了这样一支业务精湛、能力超群的特殊部队，“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红军工兵部队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工兵是红军最早成立的兵种之一，1927年8月1日，国民革命军第20军工兵营和第11军第24师工兵营随部队一起参加南昌起义。到1933年底，中央红军所属军团、军、师、团普遍建立工兵分队。1934年6月，中革军委又在江西瑞金组建直属工兵营。

　　长征中，工兵分队多被编入先遣部队，担负道路侦察任务，同时还用竹筏、木船架设桥梁，保障主力渡河，协同步兵闯关。当一线部队突破敌防线后，工兵还要在后面破坏敌人构筑的工事、碉堡，截断敌人追击红军的通道。

　　事实上，长征的第一步就与工兵有关。长征前夕，周恩来亲自指挥军委工兵营在于都河上搭建长征路上第一桥。工兵营长王耀南沿河勘察，确定在花桥、潭头圩、赖宫庙、大坪心、峡山圩架桥。在深水区，战士们用民船做桥脚，杉杆当桥桁，铺上门板，构成浮桥。刚开始，因为河面太宽，指挥船进入桥轴线很难，特别是夜间作业，河水声音大，指挥员的口令听不清，旗语看不见。王耀南决定在每只船上挂一盏马灯，一下子解决了船只偏离的问题。他们在浅水区打木桩做桥脚，虽然征集了不少架桥材料，但仍不够用，苏维埃政府和当地老乡大力支援，一位大爷甚至献出自己的寿材做桥板。

　　除了承担工兵的本职工作，在另外的战场上，红军工兵同样表现出铁的纪律性。1935年5月，中央红军为了抢渡大渡河，必须通过彝族居住地。由于长期遭受国民党当局、地方军阀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彝族群众对汉人充满敌对情绪，对官军更是恨之入骨。为了顺利通过彝族地区，红一军团第一团和一个工兵连组成中央红军先遣队，负责开路，他们制定了严格的纪律，“无论如何不准向彝族同胞开枪，谁开枪谁就违反了党的政策和军队纪律”。

　　彝族群众听说汉族军队来了，将山涧上的独木桥拆毁，把溪水里的石墩搬开……工兵连边行军，边砍树架桥，渐渐地从先遣队的前面落到了后面。工兵连刚走进一个山谷，几位彝族山民拿着土枪、弓箭拦住去路，连指导员带着会说四川话的战士上前解释，刚讲了几句，只听得那几个人喊了几声，周围冒出许多百姓，他们把红军战士们连枪带衣服抢了个精光。但工兵连严守纪律，始终没开枪，这为红军消除误解，顺利通过彝族地区打下良好基础。

　　在飞夺大渡河上的泸定桥的战斗中，工兵同样功不可没。当时，与红四团同行的红一师工兵连遇到有被破坏的路桥，便争分夺秒地抢修，保障红四团按时赶到泸定桥。此时，国民党军已有所警觉，把桥上的木板撤走，铺上稻草，洒上煤油，全烧着了。红四团立即组织火力，掩护敢死队员夺桥，工兵则紧跟在勇士后面，用最快的速度在铁链上铺上木板，恢复通行。

　　整个长征过程中，工兵几乎无役不与，承担了诸多关键任务，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谓是最不可或缺的兵种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