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风云激荡，将孙中山与上海维系在一起，一位伟人与一座城市就此因缘际会，产生了不解的情结。孙中山因上海而颇多作为，践行了领袖的追求。上海因孙中山而更为精彩，展示了都市的风范。孙中山与上海，应当成为我们这座城市编年史中的璀璨篇章。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上海作家王琪森撰写了此文，以志纪念。

　　海外归来赴上海

　　上海。1911年12月25日上午，在绵绵细雨中，孙中山所乘的“地湾夏”号抵租界的十六铺金利源码头。在上海的同盟会领导黄兴、陈其美、宋教仁、汪精卫等亲临码头恭迎。伴着21响的礼炮，在激昂的《向往共和》的乐曲声中，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终于与他的核心骨干团队会晤在“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的上海。这也是这位职业革命家在海外政治流亡了整整十六年后，第一次以真正胜利者的姿态凯旋。一场波澜壮阔的共和与独裁之争、民族命运的前进与倒退之战、英雄与枭雄的阳谋与阴谋之决将注定在黄浦江畔、租界内外轰轰烈烈而又惊心动魄地展开。

　　从这一刻起，在整个辛亥革命形势的版图上，上海是继被北洋军重兵围困下岌岌可危的武汉后，成为维系、支撑革命的桥头堡。在当时中国的政治格局中，成为最有影响、最具实力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重镇。

　　此时，一辆牌号为176的专车已停在码头上，孙中山在黄兴、陈其美的陪同下，驱车前往静安寺路上的“海上大观园”哈同花园用午餐，由革命僧侣黄宗仰负责安排，并会见了在上海的同盟会主要领导人。下午2时30分，应沪军政府外交总长、并在上海主持南北和谈的伍廷芳之邀，赴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100号伍宅会谈，主要是了解南北和谈之事。可见孙中山从一踏上沪地时，就为新生的民国政权运筹帷幄，紧锣密鼓地投入筹备建国、组织政府的诸事中，从而使上海成为民国的摇篮。

　　12月27日(农历辛亥年十一月初八)，孙中山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斜桥总商会后小洋房内会见各省代表会议代表时，曾明确说道：“本月十三日(农历十一月十三日)为阳历1月1日，如诸君举我为大总统，我就打算在那天就职，同时宣布中国改用阳历，是日为中华民国元旦，诸君以为如何？”

　　同人答：“此问题关系甚大，因中国用阴历，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习惯，如毫无准备，必多窒碍，似宜慎重。”

　　孙中山却用毋庸置疑的口气说：“从前换朝代，必改正朔、易服色，现在推倒专制政体，改建共和，与从前换朝代不同，必须学习西洋，与世界文明各国从同，改用阳历一事，即为我们革命成功第一件最重大的改革，必须办到。”即将成立的中华民国，仍是当时亚洲第一个共和制政权。孙中山坚持改用阳历，正是为了从国家政治制度及社会意识形态两个方面，确立共和制度，使之在政权构建及民俗心理上得到确认。

　　1912年1月1日上午11时，上海北火车站彩旗飞扬、军乐雄壮。上海各界代表、民众及军人数千人聚集在此，欢送革命党领袖孙中山赴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而就在这前一天的傍晚，日本友人宫崎寅藏来向孙中山致贺，于是，就有了下面这段对话：“你能给我借上500万元吗？我明天要到南京就任大总统但却身无分文。”“我又不是魔术师，一个晚上去哪里弄这么多钱？”“明天没有钱也关系不大。但你如果不保证在一周之内给我借到500万元，我当了总统也只好逃走。”

　　类似的记载在不少有关辛亥革命的著作及孙中山先生的传记中都有，但结果如何？这个已走马上任而又身无分文的临时大总统是如何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而没有在一周后逃回来？据有关史料记载，是上海工商界资助了孙中山700万两白银（当时一两白银约合1元4角大洋），从而使孙中山有底气能在临时大总统的就职典礼上庄重地宣读誓词。也正是这笔巨额的资助，维系了这个新生的民国政府，让其渡过了最初的生存危机。可见这笔性命交关的资助，功莫大焉，它作为一种坚实的经济基础，支撑了一个共和的新政体，也支持了一个革命的元勋去领袖群伦。从而凸显了中国资产阶级在当时的革命倾向、政治抱负和社会诉求。

　　北上会袁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后，于4月3日在唐绍仪、胡汉民、于右任等的陪同下，乘专车离开南京来到上海，偕子女来到宝昌路(今淮海中路)401号宋耀如宅。老友相见，倍觉亲切。忆及往事，感慨系之。

　　孙先生在询问了宋耀如从日本横滨迁回上海的生活情况及经商状况后，见到了宋耀如的长女、从美国卫斯理女子大学毕业的宋霭龄，诚邀其为自己的英文秘书。是夜，宋耀如热情而执意地留孙中山住下以作秉烛夜谈话旧。历史应当记录下这一天。一位革命的领袖、刚刚引退的民国总统，与他的老战友相逢时，抚今思昔，怎不心潮澎湃。孙中山作为一位职业革命家，他将上海作为其后半生的定居地，是有多方考虑的，既有全局性的宏观把控，又有特定性的具体考虑。

　　8月16日的上午，在宝昌路的孙中山寓所，宋霭龄将一张电报稿纸放在了孙中山面前。白纸黑字，赫然写着：今凌晨1时，武昌起义功臣张振武、方维二人，被大总统以“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昌谋不轨”罪，在西单牌楼玉皇阁京畿军政执法处即行正法。临刑前，张振武怒斥：“不料共和国如此黑暗！”

　　孙中山先生坐在客厅正中的沙发上，脸色相当肃穆而冷峻，他认真地听着大家的发言，不时地点点头。由于气候依然闷热，再加激愤，陈其美的额头已渗出了一层汗水。他又习惯性地扶了一下眼镜框，潸然泪下地说：“民国初定，百事待兴，正当共图大业之时，振武兄却血洒京城！可见袁世凯的独夫嘴脸！” 

　　孙中山先生十分理解大家的目光，前倾着身子，语气沉重地讲道：“对于张振武、方维二同志的死，我同大家一样感到万分悲痛。袁、黎二人这样做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更是无视约法，破坏共和，背叛民国！理应受到民众的责问和舆论的谴责！”原本嘈杂的客厅里，随着孙中山先生的发言而一下安静了下来。骤然而发生的北平血案，使这位革命领袖和他的核心团队、精英成员都面临着严峻的局面和严酷的挑战。

　　“我很感谢大家对我人身安全的考虑和关心，但我于日前已和黄兴致电袁大总统，告以即同北上。如若不去，恐有失信之虑及惧怕之感。”孙先生用真切的眼光看着在座的各位，继续以铿锵而坚定的语调说道：“孙某个人不足虑，最重要的是共和大业。作为一个政治家，无论如何不能失信于他人及公众。我此次北上会袁，事关重大，责任使命，务必前行！”陈其美、黄兴等人正要插话，被孙先生马上用手制止：“目前的情况是总统专权，约法虚设，党争激烈，南北失和等，正是在此艰难之际，我北上会袁，除了共商国是外，还要当面问询袁总统对民国、对共和究竟是拥戴还是反对？同时，国民党建党大会业已定于8月25日在京城召开，我怎能缺席这次大会！因此，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哪怕是龙潭虎穴，我也得去闯！我决心已定，各位不必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