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选活动历时4个月，获评者中年龄最长的100岁，年岁最小的75周岁，有从战争硝烟中走来的新闻老前辈，有建国之初就投身党的新闻工作的优秀老记者。今天，我们向大家介绍两位本报的寿星。

　　致敬词

　　他十二三岁就追求光明与进步，出没抗日烽火，坐过国民党监狱。十七岁做记者， 先后供职陕西日报、华北新闻报、新民报、新民晚报。一路走来，与报纸结下不解之缘。晚年情倾报史，130万字的《上海新闻志》和50多万字的《新民晚报史》，他参与编纂，倾注心血。他还出自传，给后辈新书作序，挥动如椽之笔，始终继续着纸媒生涯。

　　“童年老歌”情无限笔耕不辍“老少年”

　　张林岚

　　前几天，我刚从医院做完白内障手术回来。出院前，护士把蒙在我眼上的纱布轻轻掀开，我的眼睛顿时一亮！看周围一切，亮堂堂的！

　　今年我九十四岁。有人问我养生秘诀是什么，其实，我不懂养生，却重人生。我平时饮食清淡，顺其自然，平平淡淡才是真。但我听从医生建议，应做白内障手术的就做手术。我想，老年人往往经历丰富，理应风轻云淡，宁静致远。但同时，老年人又珍惜年华，要有“老少年”一样的情怀，那就是心态保持年轻，既知老服老，又力求老有所学、老有所为，唱好“老年童歌”。

　　说起“老年童歌”，我回想自己用“一张”笔名，20多年来在新民晚报《月下小品》专栏写过5000多篇文章。其中一篇的题目是《童年老歌》。1983年，台湾女作家林海音的小说《城南旧事》，被上海电影制片厂改编为电影。它是我那个年代最有好感的一部影片。影片通过小英子童稚的双眼对童年往事的回忆，反映了作者对童年的怀念和对北京城南的思念。我看了电影，唤醒了童年记忆。小学毕业典礼上，我参演儿童剧《麻雀与小孩》，也是扮演小英子。儿童剧表现了五四精神，但当时，小县城里风气没有大开，女学生上台演戏的不多，老师常叫我去扮演小姑娘。因为我当时是班上最腼腆的小男孩。上台前，都要临时向一位漂亮的女同学借花衣裳。每向她借一次，就被她取笑一次。小学毕业后，在战争烽火中，同学各自散去。贯穿《城南旧事》中的主要音乐旋律，是李叔同填词的英国歌曲《送别》。年少时并不理解歌曲中的意境，到中老年，仿佛和小英子合二而一，我也禁不住潸然泪下。

　　我在1937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加入中共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任县大队部的宣传部长，创办并主编队刊《吼声》。1940年起，任多家报纸的记者、编辑、主笔、总编辑。1990年离休前任新民晚报副总编辑。我一生笔耕不辍，所写作品选出370万字，其中包括《赵超构传》等，2013年由上海三联书店编成《一张文集》共六卷出版。新散文集《啄余草》去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我还参与主持《上海新闻志》和新民晚报报史《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编纂工作。

　　无论是住在建国西路高安路口的花园洋房底楼，还是后来搬到肇嘉浜路高安路口的高层小区，我家里最夺目的一直是书。我把阅读写作作为保存记忆的过程，作为激活脑细胞的良方。记得11岁时，我跟着伯父去春晖中学读书。夏丏尊、朱自清、朱光潜、丰子恺早年都在这个学校教过书。我出生在浙江金华的浦江县，我家在全县算得上是世代书香的大家。伯父当年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改名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他是影响我青少年时期政治思想、人生哲学最大的长辈。他的文化情趣，更是伴随了我一生。记得伯父曾给我画过一幅画，画面上的主角是我们那里乡下人叫“老少年”的雁来红。那是一株只长叶子不开花的草本植物，初生时是绿叶，深秋老了叶子红通通的，像花。这幅画，我珍藏几十年，现在还在。

　　“童年老歌”情无限，笔耕不辍“老少年”。我想，每个人的人生，年少时一片翠绿；待到年老时分，回顾学有收获、有所作为的一生，就像是“老少年”一样，深秋叶子就应是红通通的。雁来红像花，也像一片金色余晖，“最美不过夕阳红”！

　　致敬词

　　吴承惠，笔名秦绿枝，1926年生，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他曾任新民晚报编委、高级编辑、副刊部主任、“夜光杯”主要负责人、“休息时断想”等栏目作者。他是一介书生，经历坎坷，总有布衣情结；他是一位老报人，观察事物都以平民视角。读他的杂感、短评，亲切随意，感觉是邻居阿叔在讲一件趣事，对门老师在说一个道理。他的文集是市井气和书卷气的糅合，是平民性与晚报味的嫁接。

　　寂寞，也是养生

　　秦绿枝

　　再有两个月不到，又要近新年，我也九十一岁了。看目前我的身体状况，似乎问题不大。不过也难说，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好事坏事，随时都可能突然发生。记得2015年2月12日，春节已近，我早上起床，一脚刚刚着地，便呕吐起来，呼吸顿时急促了，寒热也有了。.马上送医院，诊断为肺部感染引起的心力衰竭，一时情况很是严重，医院发了病危通知，家人轮流陪夜，一个春节硬是被我搅黄了。三个月后出院，病虽然好了，走起路来脚是软的。

　　今年3月，住院检查，不想冷暖不当心，又受到交叉感染，去年那病，又发作了一次。这次较轻微，也在医院住了两个月。出院后，这才死心塌地，知道自己不能再有什么非分之想了，老老实实呆在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确实寂寞难耐。但再难耐也要耐，因为你一有什么较大的举动，说不定就要给别人带来麻烦。如今我只每个月到医院看门诊配药一次，每次老伴定要随行。不怕别的，就怕我在路上跌跤。俗话说，“小跌大，中跌霉（倒霉），老跌死”。老人跌跤，十有八九要出大事。

　　已记不清是哪一天，反正是初夏季节天还不怎么热，上海评弹团重新建立京剧票房的活动。承他们看得起，托窦福龙老兄打电话来要我在成立那天去参加。那是个星期三的晚上，可把负责管接管送的陈其复兄忙坏了。去时还好，回来时叫不到出租车，好在对过就是地铁2号线站，我由他搀扶着坐地铁到娄山关路，出站后总算拦到出租车。其复非要陪我坐到弄堂。又把我送到9楼家门口，这才甩掉了我这个自觉讨厌的“烂包袱”。

　　不能出去就只好坐家里想心事。想来想去又不禁感伤不已，因为这两年又走掉了几个要好的老朋友。现在我已经好久接不到别人打来的电话了。有时电话铃声一起，我忙去接，都是打给老伴的。还有一两个比我小几岁的老朋友前两年还不时聚首，吃茶聊天，这两年只偶尔在电话里说：“几时再碰碰头。”说是这样说，直到今天也没有再碰过头。可能彼此都怀着同样的心情。太平点吧！

　　寂寞啊寂寞……忽又想通了：觉得过惯了寂寞的日子，未尝也不是一种养生之道，身体可以毫无顾忌地彻底地懒散放松，精神上没有负担，心情也会越来越趋于平和宁静。忽然有了点兴致，就做一点自己还会做的事。不计功利，纯是消遣，能做多少是多少。这就要说到我的写作。去年那场病，我主动把“夜光杯”上的那个小专栏《不拘小记》停掉了，先是因为写起字来手发抖；深层次的原因是肚子里的货色空了，写不出了。现在社会上发生的许多事我都不知道，有的知道了也弄不懂其中奥妙，怎能随便说三道四？如编辑同志不嫌弃，命题作文，我估计能够应命，还是写的。如曾发表的《葆玖先生》那篇。

　　去年我把历年写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整理后编成三本书，已经出版了。今年我又把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为盖叫天先生写的《演剧五十年》连载和早年近年写盖老的一些零星文章编了一本书，题为《采访盖叫天》，得到了上海文化基金会的资助。

　　今后还想做些什么呢？那要看老天爷还能给我多少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