拷打，上电刑，关进1平方米多些的囚笼里，超时限地戴脚镣致使脚腕溃烂长蛆，这些非人的折磨我父亲都挺过来了。

　　此刻，党组织也在聘请律师进行大力营救。最后，由于父亲他们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敌人又没有过硬的证据，只得作为杀人刑事犯判罪，最后将我父亲判刑12年，杭伟之则被判无期徒刑。

　　宣判那天，法庭外挤满了人，我祖母也在人群里焦急等待着。

　　当我父亲被押出法庭时，我祖母喊着：“悉根哪，你不要急噢，娘会给你上诉的！”这时一个巡捕冲上前来，挥起一巴掌，把我祖母重重地打倒在地！

　　共产党人也是有血有肉的。我父亲说，他从被捕到宣判，一直没有害怕过，一直没有伤心过；但当他看到自己的母亲被打时，心里难受到了极点……他挣扎着要冲过去，但他被敌人五花大绑着，动弹不得。

　　在坐牢期间，我父亲坚守信仰，团结同志与敌人作坚决斗争。他秘密地建立了监狱党支部，领导了提篮桥难友反对敌人迫害的斗争。这是有史以来租界西牢的第一次“闹狱”！从此，秘密党支部可以合法带领犯人锻炼身体，阅览图书，宣传唯物主义。

　　坐牢期间，父亲也曾遇到过几次大赦。最终我父亲刑期减至8年，杭伟之也减至18年。

　　杭伟之在狱中遇到了只有个别老狱头才可能遇到的“狱啸”。那是因为犯人在潜意识中都埋有一种压抑，当一个人在睡梦中惊叫起来后会渐渐地引起“共振”，莫名地引发全监狱的人疯狂惊叫，持续几十分钟，能把醒着的人吓死！

　　杭伟之18年后刑满出狱时，外界世道已有了很大的变化。释放那天，在电车上，售票员看他那么木讷，便克扣了应当找给他的钱。杭伟之虽然看不懂钱多少，但他能凭经验感觉到售票员少找了他很多钱。他拿出了提篮桥发给他的通行证，递到售票员眼前：“你别糊弄我呀，你看看我是什么人！”售票员看到上面赫然写着“杀人犯”时，立即哆嗦着把扣下的钱退给了他。

　　1936年，我父亲获假释出狱。“假释”就要每星期向巡捕房报到，想要寻找党组织是极其困难的。但是，对真理的信仰，却一直在驱使他寻找组织。

　　次年，父亲在一个进步团体——“壁报服务团”里工作，一边做事，一边注意观察。

　　有一天，他对两位负责人说：“我看出来了，你们俩是共产党。”

　　那两人很警惕：“你怎么看出来的？”

　　“因为我是经历了‘四一二’政变的共产党员，所以从你们的作风我能看得出来。”

　　“你现在怎么办？”

　　“请帮我联系党组织！”

　　“你在上海是呆不下去的。现在国共合作，你到南京去找找看吧！”

　　家里老小怎么办？我的爷爷、奶奶和幼小的大姐全靠他挣钱养呢！怎么办？他想起“四一二”政变后自己立下的誓言，决定去找党组织。于是，他对我祖母说：“我要离开上海去找党组织。”

　　祖母说：“那你去吧。”

　　“我走了，你们祖孙三人怎么生活？”父亲担心地说。

　　“我会要饭的！”坚强的祖母说。

　　“你能要饭就好！”我父亲的眼泪往肚里流……

　　很快，我父亲就前往南京。在南京，他没有找到党组织。按原来的打算，南京找不到，就到武汉去找。可是，他没有盘缠。经过几天的观察，他设法混上了轮船。到武汉后，他借住在亲戚家，白天四处寻找党组织和八路军办事处，可是仍然找不到。亲戚害怕他招来麻烦，脸色不好看了。一天，马路边报亭里的老头低声告诉他，八路军办事处已经撤走了。怎么办呢？

　　他知道西安是有八路军办事处的，但是，“西安”在当年上海人的心目中，那是人迹罕见十分遥远的大西北呀！家里老小怎么办？他又想起了《国际歌》，想起了“四一二”政变后自己立下的誓言，“去吧，——要革命啊！”

　　坚定的信仰促使他踏上了独自奔向大西北的征程。

　　他终于在西安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他有一种回到家的美好感觉！

　　李克农热情地接待了他。在详细询问了上海地下党以及工人运动的情况后，李克农说：“到延安去吧，延安搞得可好啦，人人都觉得很舒畅啊！”我父亲想，西安都到了，那就到延安去吧！

　　兵工厂当厂长 延安当劳模

　　延安果然让他觉得心情舒畅。他在延安十年，从边区总工会干到兵工厂，还当上了劳动模范！

　　在边区总工会，他们管礼堂，所以他听过三五九旅南下北返悲壮的报告，看过冼星海指挥的首场震撼人心的《黄河大合唱》，操办过延安文艺座谈会会议日程安排。

　　在延安，工人成分是很宝贵的。当组织联合政府需要两名工人成分的干部参加时，我父亲作为工人被派去集中学习，准备参加联合政府。后来，联合政府破裂，他又被安排到兵工厂当厂长。

　　说是兵工厂，其实是个被服工厂，对外称“交通工厂”。这个厂建在延安七里铺的烟洞沟，就在延安主干道旁，沟口有杜公祠，附近有杜甫川。现在那里盖起了大高楼，成为延安市人民医院。那时我家住在半山坡上的三孔窑洞里。

　　他响应毛泽东发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自己养蜜蜂，让全厂职工都喝上了蜂蜜，还做了两大缸酱豆腐，放在窑洞前的平地上，职工们午饭时可以随意来夹上几块上海口味的“乳腐”，很受工人群众欢迎。

　　为了解决纺织机械问题，我父亲天天冥思苦想，回忆在上海纱厂见过的纺纱机，竭力回想出它的机械结构。终于，他画出了纺纱机的图纸，而后竟然造出了纺纱机，创造了手摇纺车无法达到的效率和质量。

　　为了贯彻中央“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精神，我父亲还在延安最繁华的南门闹市口开了一家“工人饭店”，而且亲自掌勺烧出一桌上海本帮菜，吸引了许多干部群众前来品尝。有一天，朱德、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也来品尝他烧的菜肴，吃完后还对他的厨艺赞不绝口。

　　那时我的姨妈也在延安。她告诉我，我父亲是延安为数不多的劳动模范之一，上级奖励了他一件皮夹克。延安流行着强烈的“英雄观”，我父亲穿着皮夹克走在街上，人们都投来敬慕的目光。

　　后来，我在一些回忆录中看到，当年延安有个评选劳模的委员会，领导人是朱德，几个委员中竟然还有我父亲陶悉根！

　　我曾经见过不少延安时期的干部，他们在谈及延安时，心情总是那样舒畅。他们说，晚饭后在延河边散步的时候，经常会遇见一些中央领导同志，他们都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跟大家有说有笑。这才是我们的传统，这才是真正的干群关系。

　　可是，我父亲在延安也有苦恼，就是没有人能证明他的党龄，证明他何时入党。为了信仰，他就重新申请入了党。直到延安整风后，正值“全国交通”（人员、通讯、物资等往来）基本通畅，党组织经过一年的调查，才证明了他的入党时间，并通知他恢复了原有的党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