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男人，在上海的女人越来越国际化。很少去老城隍庙，更喜欢去思南路，坐在街沿露天吧，台布绿色的，围栏木栅的，一杯咖啡、两块曲奇，三五闺蜜，瞎七搭八。开口国语，难免英语，更时髦的说法语，以示高雅、小众、稀缺，企图超凡脱俗，立志摆脱大众。

　　上海女人越来越小资化。

　　什么叫小资？“一份工作、四季衣裳、八面玲珑、十二分焦虑”。特立独行是她们的行为特点。大家看电影了，人家看话剧了；大家英语了，人家学法语了；大家在家过阴历年，人家去香港过洋节了；大家去纽约逛时代广场了，人家去大都会看展览了；大家去欧洲了，人家去非洲了；大家有条件住星级宾馆了，人家住民宿了；大家用筷子吃饭，人家用刀叉吃西餐了；大家用刀叉锯牛排了，人家改吃阿娘黄鱼面了；大家喝早茶了，人家喝下午茶了。什么是温柔？嗲呗；什么是幽默？贫呗；什么是仗义？傻呗。什么是小资？装呗，比如草庵里弹古筝，书房里穿尼褂。总之，立异为高，与众不同。保定话：有点儿“轴”；北京话：有点儿“拧”；上海话：浮腔。

　　上海是国际化的大都市，吸引了四面八方的移居客，就比例而言，追求浮华的小资越来越多，讲究经济实惠的上海女人越来越少；会说外语的女人越来越多，会说上海话的女人越来越少。小资是知识的产物，是西洋的产物，不是上海的产物。上海女人是阿庆嫂，讲究经济实惠。但数量决定质量，上海女人的成分被庞大的小资数量稀释，于是本地特色被异化了。在全国人民眼里，上海女人被简略为一个字：“嗲”；压下秤砣，翘起另一端的“作”。嗲与作：一根线上的两个蚂蚱，上海女人被严重歪曲了。

　　其实，原汁原味的上海女人，不是《红楼梦》里的女人，也不是琼瑶笔下的女人，更不是张爱玲笔下的女人。上海是个工业城市、经济城市，生活成本高，夫妻双职工才能撑起一个家庭的体面。所以，上海女人绝大部分既是工人、店员、职员等工薪阶层的家子婆，自己又往往是劳动人民的一员，“勤快会做”是基本面。早饭是泡饭，急急忙忙开水泡软隔夜留的干饭，饭勺揿散结块的饭团，“豁落豁落”，三口两口下肚，然后上班。下班后急急忙忙赶回家，淘米汏菜。上海女人的绰号：马大嫂（谐音：买、汏、烧）。

　　上海女人会“做”不会“作”，她们的口头禅：“恨不得两只脚掮在肩上。”当手派用场，尤其星期天，这句口头禅使用频率更高。做孩子的知道，大人忙的时候，小孩识相点，否则“竹笋烤肉片”。被子自己“绗”，衣服自己洗，西裤自己熨，从里到外都是自己做。家，不是按揭买来的，像鸟儿衔草筑巢，是一天天做出来的。上海女人，来不及“做”，哪有空“作”！“会做？”是评价新娘子的首选标准。“好看”则是评价姨太太的。上海女人有句励志的口头禅：“好看又不能当饭吃。”在从前，即便姨太太，也要烧得一手好小菜，有客来访，拿得出手。

　　杨绛在上海读完中小学，然后去清华，毕业后陪着夫君再到英国留学，回国后，落户上海。她既是缙绅人家子女，也是大学教授的夫人，抗战时期，保姆辞工回乡了，为了“做人家”（沪语：节省），甘做灶下婢：劈柴生火烧饭洗衣，“行有余力，则以‘写’文”，闲下来了，才写作、翻译，写可以上演的话剧剧本。钱锺书的《围城》就是在杨绛生煤炉的环境中写成的，属于烟熏货。杨绛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是嘀嘀呱呱的上海女人。

　　如果我是贺友直，画一组上海女人生活画，画面这样处理：在外：山青水绿；在家：腰系围单，长袖挽起。一手抱小囡，一手拎煤炉。站着抱孩子，蹲着生煤炉。揩布不离手，命令不离口：“抬脚！”因为地有落屑。最后一页只剩下文字一行：里里外外一把手。

　　过去对上海女人的最高评价：阿庆嫂！现在的女人，不雇钟点工的叫“劳”婆，雇佣钟点工的叫兼职太太，雇佣住家保姆的叫全职太太，是嫁得好的榜样。升格为“搪瓷七厂厂长”——荡在家里、住在家里、吃在家里。瓷与住、七与吃，在上海话里，发同一个音。懒女人就是享福人！昏过去。

　　过去，知识女性像劳动人民：鄙视坐而论道，讲究“起而行”；现在“劳”婆更像知识分子：四肢不勤、五谷不分，当描花瓶，仅供瞻仰。

　　二十年前，上海开始去工业化，上海籍女人做白领的多，但白领不代表上海女人，好比我的爸爸是男人，但男人未必都是我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