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渐凉。

　　街沿边的梧桐叶在沙沙地细语,似乎正悄悄地在告知人们秋天来了。我驾车适巧驰过复兴西路，这条被梧桐树簇拥着的，颇具欧派情调的街道。车窗前，飘来几片青绿与鹅黄相间的梧桐叶，腾挪在斑驳的光影中，像极了女童们喜欢戴的花色手套的剪影。我放慢了车速，在快近武康路时，一抬头瞥见了柯灵的故居——一栋西班牙风格的建筑，在梧桐树旁静穆地矗立着。

　　柯灵，当代散文大家，1907年生于广东，祖籍浙江绍兴。1931年起在上海从事报刊编辑和电影、话剧创作。在他中青年时期，经其悉心编辑的那本“鸳蝴派”《万象》杂志,妙手回春,成为旧上海新文学的重镇，团结了一大批向往和追求进步的青年，在读者中产生过广泛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任《文汇报》副社长兼副总编，是《文汇报》“笔会”的创始人。历任文化部电影艺术研究所所长，《大众电影》主编，上海文联、影协理事等职。一部《不夜城》电影剧本创作，让他吃尽苦头，也暴得大名。作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发起人之一，柯老还担任过民进中央名誉副主席的职务。七十年笔耕生涯，出版了《柯灵电影剧本选集》《柯灵散文集》《月亮姑娘》和《蝴蝶的故事》等诸多文集。

　　此外，许多名家都得到过柯灵的扶持，有的甚至就是柯灵从来稿堆中发现的。在华人文学圈里享有盛誉的作家张爱玲就是其中之一。

　　我在这里不吝笔墨地絮叨柯灵，意在文学已经被边缘化的当下，提请年轻的读者们，应该怀揣敬意注目这位曾经的“新上海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柯灵是与巴金齐名的上海文坛的灵魂人物。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文坛大家，年近九旬时，在其寓所，以非常诚恳的语气，向我强调，他其实只是一名小学生。

　　听闻他的这番表白，我的愕然、惊诧，自然让柯灵即刻感受到了。他缓缓地对我说，贫穷剥夺了他童年的幸福，将他关在学校的门外，他只读了小学，是不舍不弃地自学，一直将书籍看作是人生的金钥匙，是书本敞开它宽厚的胸脯，接纳了他，给他以慷慨的哺育，使他走出了文学创作的人生新路。这位不仅在当代文学的天地里占据了一席之地，早年在中国刚开垦的话剧、电影处女地里也经营得风生水起的响当当人物，用异常平静的语调坦承，他是来自乡野的孩子，背着简单的行囊，随身携带一本须臾不离的字典，走进上海滩，没有扎在书堆的苦读，也许早就委弃于沟壑。柯灵称自己绝不是才子，写文章做不到文思泉涌，有时写得很苦。经常开笔一整天，写不满一张稿纸。他的那篇轰动一时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卷序》差不多花了半年时间才写成。

　　据他的朋友们回忆，年届八十之后的柯灵，为了写作不受干扰，常常会躲到郊区，潜心创作。一些来访多次的客人碰壁之后，他太太陈国容会笑着对访客摊摊手：“抱歉！又让你白跑了。柯灵现在像小学生一样，一早背了书包，出去写东西去了。”

　　记得那天,已不大会客的柯灵，一头白发梳得丝丝发亮，身着呢绒茄克，戴着大红围巾，气色尚可地端坐在书房的沙发上，与我轻声慢语了一个下午，眼神里饱含着一个老者对生命坚毅的热望。他的声息虽然明显低沉，但其话语中，对社会的关注，对人生的洞见，对孜孜以求的文学事业，依然满怀憧憬。他特别愉快地向我回忆了，新中国建立初期与太太陈国容一同参加上海友声旅行社组织的无锡太湖及苏州的旅游生活；同时也谈起了长篇小说《上海百年》的创作——他晚年想实现的最大心愿。

　　为照应我，忙着沏茶的柯灵太太对我说，今天为了接待我的到访，柯灵养精蓄锐了一个星期。为此我心生内疚。对青年朋友的关爱、提携，柯灵始终如一。相比20多年前，他应邀为我们上海市青年文学讲习班学员讲课时飞扬的神采,我的心头划过一丝伤感。其时他意气风发，连续2个小时讲课，侃侃而叙，还兴致很高地同我们一起座谈交流，畅谈如何写好散文和从事电影文学创作。他的殷殷勉励之情，至今令人难忘。岁月无情书有情。在岁月的激流里，只有极少数的人才会得到超越、升华，赢得人生的精彩。

　　从举步田埂小道的“小学生”，走进繁华都市的柯灵，没有迷失在五光十色的都市中，相反在风情万种的梧桐树下，他坚守书斋的清苦，书写了精彩的人生。

　　柯灵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