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静安是中共早期创建和大革命时期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如今的公兴路与临山路路口是一片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多层住宅小区，很难想象，1923年6月“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的第一个秘密办公地“三曾里3号楼”的原址就在这里。如今，“三曾里3号楼”虽早已不存，但我们依旧从各种记忆找寻他们的踪迹。“三曾里3号楼”的故事就从蔡和森、向警予的女儿蔡妮的寻根说起。
“这个小孩就是我呀！”
金秋给人带来的不仅是收获的喜悦，还增添了一份思念的情怀。2007年10月30日下午，当蔡妮老人再次踏上这块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热土时，相隔已整整85年了。此行，蔡妮在丈夫原国家治金工业部副部长、顾问洪戈老人的陪同下，来到了位于浙江北路118号的“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历史纪念馆”，寻找当年自己的出生地——香山路（今临山路），以及随父亲蔡和森、母亲向警予一起有过短暂生活的居住地“三曾里3号楼”。
蔡妮个子不高且清瘦。我们从随行工作人员那里得知她曾经是北京外国语学院俄文教授。据蔡老讲述：1919年12月25日，蔡和森和向警予等几十人乘坐“盎特莱蓬”号法国邮轮，就是从上海出发前往法国勤工俭学的，历经一个多月的海上航程后，邮轮抵达法国马塞港。之后的1920年5月，他们两人在法国的蒙达尼结婚。1921年底和1922年初，蔡和森与向警予先后离开法兰西回到了上海，并先后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考虑到进出交通的方便，他们到上海后选择了紧靠北火车站的香山路居住。是年4月，女儿蔡妮出生了。随父母在闸北三曾里生活，已是1923年的事了。
是日下午，当蔡妮老人来到纪念馆三楼展厅，见到罗章龙撰写的《椿园载记》互动电子书时，她那搜寻的目光随着电子书一页页的翻过而闪烁出急切的神情。忽然，蔡老的眼睛在一行文字前停了下来，她边用手指着那段文字边提高着嗓音说:“看，这里写的蔡和森和向警予带着小孩住的房间这句话，这个小孩就是我呀！”紧跟着她又激动地补充了一句:“有一回，毛主席也提起过那时在一起住的还有个小女孩，那说的也是我呀!”
秘密确立“三大后”办公地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毛泽东、王荷波、朱少连、谭平山、项英、罗章龙9人被选举为中央执行委员，并由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后由于谭平山调职，1923年9月改为王荷波）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中央局下设组织部、宣传部、妇女部等部门，蔡和森、罗章龙、瞿秋白负责宣传，向警予负责妇女运动。
会议结束后，党中央考虑到广州毕竟地处一隅，且铁路交通不是很发达，对各地来往从事革命工作极为不便。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将“三大”中央局机关迁回产业工人最多、最集中，交通联络最方便的大城市——上海。而这项秘密寻找中央局机关办公地的重任就委托先期到达上海的“三大”中央执行委员，农工部部长王荷波来完成。
中央局机关办公地一定要安全隐秘，于是，王荷波决定在华界闸北寻找。不久，他就在位于宝山路旁的香山路（今临山路）上寻找到了一条叫“三曾里”的小弄堂，并以私人名义租下了其中一间3号楼的房子作为“三大”中央局机关秘密办公地。“三曾里”因弄内只有三个门牌号，住着三户曾姓人家而得名。
王荷波之所以选定香山路上的“三曾里”，主要有三方面因素。首先是地理环境好，“三曾里”离北火车站近，而且此处马路纵横交错，对于进出开展革命活动极为便利。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香山路与虹口租界毗邻，万一遇到危情则可以迅速向租界脱身转移。其二是这里的工作环境好，生活在“三曾里”周围区域的居民不但众多，并且还与许多商店、杂货铺共处。著名的民族企业、全国最大的文化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总厂就设立在宝山路上，周边还有相当数量的缫丝厂、五金厂等中小工厂，便于开展工人运动，加强与工人的联系，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展地下工作是很容易隐蔽的。另外一点就是政治环境好，这一地区上海工人阶级形成较早、基础稳固，又有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所辖的中共上海大学组、中共商务印书馆组两个重要的党组织（当时全上海党小组只有4个）。1923年中共三大召开时，全国党员有420人，仅闸北党员人数就有24名。
在罗章龙写的《椿园载记》中有这样的描述：三曾里的房子是王荷波租的，离闸北火车站一二里路程。在中兴路与香山路交叉的地方有个小里弄，称三曾里。这个名称很费解，后来才知道这个里弄只有三个门牌，由此而得名。三曾里这个房子是上海典型的二层二底石库门建筑，楼上楼下大小共有八九间房，当时没有户口制度，但住房必须有个户主，我们三户联居，称它为三户楼。毛泽东、杨开慧一户，向警予、蔡和森一户，我一户，大大小小算起来有十口人常住。对外就说是一家人，向警予是一家户主。毛泽东和杨开慧带着两个孩子住在这栋房子的前厢房。蔡和森和向警予带着小孩住的房间和润之的房间只隔一层板壁。向警予在中央参加工作，负责妇委，兼做工人运动。在三户楼中间，她是年长的一个，做事很有经验。我们推她当户主，中央开会和里里外外的事都由她安排、照顾。
“三户楼”即是罗章龙对三曾里3号的别称。由于人员往来频繁，这群年轻革命者自己还约定了一些纪律：不准上餐馆、不看戏、不看电影、不到外面照相、不在街上游逛等。对自我严加约束的纪律，让这个隐蔽的中央局机关直到搬离也不曾暴露。
“钟英”领导全国革命
住在三曾里的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等人每天要阅读《申报》《新闻报》等十余种中外报纸及杂志，关注全国的政治动向。同时，其他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也都会来此开会、讨论、制定文件、草拟决议，往往工作至深夜。据早期共产党人郑超麟回忆，陈独秀等人常开会的地方是宝山路南边某同志的家里（即三曾里），大多夜里开会。还经常以打麻将的名义举行会议，这也是陈独秀进行地下活动的常用方式。
罗章龙的文章中也提到，经常到三曾里的有王荷波、恽代英。当时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虽住在渔阳里，但常来此办公，在楼上还专门为他留有一小间，每当陈独秀在3号楼工作晚了就在此过夜不回自己家了。
1923年9月到1924年上半年，“三曾里”成为党中央的决策中枢，从这里发出的中央通告和文件数量多。出于保密和安全考虑，当时中央局的一般信件仅署名中央的代号“钟英”，正式发出的中央文件由委员长和秘书联合署名方能发生效力。此前的中共三大选举毛泽东为秘书。从一份现存的1924年7月21日中共第十五号通告可以看到，这份通告由陈独秀、毛泽东共同起草，指出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或明或暗的攻击排挤日甚一日，告诫共产党员既要对国民党右派积极斗争，又要维护国共合作的大局。
毛泽东曾两次入住
1923年到1924年间，毛泽东先后两次入住三曾里3号楼。
毛泽东的第一次入住是在1923年9月初，其时中共三大后中央局5名成员，除了谭平山留驻广州，其余中央局成员都在不同时间抵达上海。蔡和森、罗章龙、向警予、毛泽东等都先后住进了三曾里3号楼。陈独秀、王荷波另有住处。毛泽东直到当月16日才离开上海回湖南前去负责筹建国民党地方组织及开展反对军阀赵恒惕的斗争。为此，中共中央发出了第五号通告：“润之同志因事赴湘，秘书职务由会计章龙同志兼代”。这一次，毛泽东在3号楼共住了十多天。
毛泽东第二次入住三曾里3号楼是在1924年2月中旬至5月底的端午节之前。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毛泽东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身份与李大钊、谭平山、瞿秋白、林伯渠等参加了大会。毛泽东的座位是39号。大会期间，毛泽东被指定为会议章程审查委员之一。在30日下午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时，毛泽东经孙中山亲自拟定后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国民党一大会议闭幕后，毛泽东被派往上海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开展工作。由此，毛泽东得以第二次入住三曾里3号楼，不过毛泽东此次入住是一家人在上海的第一次团聚。1923年9月毛泽东返回湖南后不久，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毛岸青于11月降生了。因此，当毛泽东因工作需要来到上海时，夫人杨开慧就带着幼小的毛岸英和襁褓中的毛岸青来到了上海，住进了三曾里3号楼，一家人在3号楼度过了其乐融融的几个月。直到6月初的端午节前，毛泽东一家才从三曾里搬迁到慕尔鸣路（今茂名北路）上的甲秀里居住。
被炸毁于沪淞抗战
蔡老所要寻找的三曾里3号楼，其实早在第一次淞沪抗战中，就被侵华日军炸毁了。
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发动了淞沪战争，中国军队19路军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日的口号声中，不顾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奋起抗战。开战之初，日军盐泽司令曾口出狂言，要在四小时之内攻下闸北，想不到开战只有半个小时就全军吃了败仗。中国军队在宝山路等地顽强抵抗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晨，日军丧心病狂地出动飞机，猛烈轰炸宝山路及周边地区，一时间我军阵地和民居、工厂、商店、学校顿时处在一片火海之中，著名的商务印书馆及藏有大量珍贵图书资料的藏书楼先后着火被焚，大量的国宝珍藏、孤本绝版毁于一旦。
据1932年1月30日之《申报》所记载标题为“首次日机之轰炸”的报道称:“将近天明、约在上午五时，天方大雨，而轧轧之声凌空而至，初来一机，继来三架，日方飞机用电光以照，当日机到时，我方军队即全部停止放枪，在黑暗中日机不能得到目标，故三架飞机在闸北空中盘旋，经一小时之久，直至黎明，始放一炸弹，轰然一声，左右房屋均震动，旋闻湖州会馆已被炸毁，复再飞至鸿兴坊三德里口，拟炸毁国民党之区分部者，以投弹不准，将香山路民房炸去两幢，记者乃冒险携妻儿由火线中逃出华兴里，时永兴路左右各段，均早堆置砂袋，已不能行走矣。”仅从这段文字中所提到的香山路民房及有可能就是指包括三曾里在内的那两幢房子。
后记>>>
2007年1月，“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历史纪念馆”在浙江北路118号建立，2011年6月25日“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三曾里遗址”在区闸北第三中心小学内设立。2012年上半年蔡妮老人再次来到上海，遗憾的是老人没能再来走访，但老一代革命家的红色故事一直在纪念馆传颂。对蔡妮老人而言，这多少也是一份慰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