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里关于旧体诗的争议多了起来。自然，对于诗的评价，本来就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没有绝对的标准，仅凭个人好恶而已。以我的陋见，旧体诗的好，不在于大叙事，而比较适合表达私人的感情。古人写诗填词，常常没有具体标题，多有“漫题”、“偶成”、“无题”、“有感”之类，不是故作神秘，而是心里确实有了冲动，不为什么目的，只是为吟唱而吟唱。旧体诗在今天能够重睹芳华，因为今人的内心世界有了更多的委曲需要低声倾诉，而不是为了发表宣言，公布政绩，号召民众。五四以来，旧体诗受到新文学思潮的排斥，但平心而论，新文学作家们的旧体诗写得不差，他们公开发表的小说新诗杂文话剧都是坚守了“为人生”的主张，而旧体诗则作为个人抒发内心情感、朋友间酬唱交际的手段，一喜一悲，也都是春芽秋叶，寸心自知。因此在我，学习写旧体诗，无非是觉得这是一种适合表达私人心迹的文字游戏，只有那些无法用黄钟大吕去传播的情绪，才适用于旧体诗词的娓娓道出。当然娴熟于写新诗的朋友，也可以用新诗来表达内心隐秘的感情，如戴望舒卞之琳等，其难度更大；而旧体诗的比兴手法，典故隐喻，都是现成的，表达起来顺手一些。至少我以为是这样的。
我的旧体诗观很可能是狭隘的。因此我不大喜欢大叙事的旧体诗，尤其不喜欢那种居高临下指点江山的霸王体诗，尽管以前我也临摹过这类诗句，那不过是一堆豪言壮语，多半是没话找话，才为赋新诗强说“壮”。我是到了知天命以后才慢慢品嚼到内心的凄苦之情和难以倾诉的感受，才有了诗的情绪，旧体诗的形式才成为自己的感情的蓄水池。因此我在阅读别人诗作时，也比较关注到私人性这一特点，并且自认为这是好的诗词的关键所在。比如傅震君在散文《相隔七十年的唱和》里，引用了他外祖父袁则先老先生留下的一首诗，《壬午挽泰县韩师紫石》，写得极好。韩紫石是江苏名儒，民国时期还出任过江苏省省长，死于1942年（壬午），正是日军、国军、新四军在苏北展开激烈拉锯战的时候，诗里“长天劫火红”就是一个写照。这首诗是这样写的：一别五年久，相悲各梦中。曾言诗境苦，深得我心同。短鬓新霜白，长天劫火红。凄然隔江望，无复坐春风。这里当然隐含了国仇家恨，但主题突出的是师生之情谊。“相悲各梦中”，师生情谊是对等的，学生怀念老师，老师也怀念学生，各自在梦中留下了悲伤的记忆。颔联更耐人寻味：老师曾告诉学生，写诗的境界都是痛苦，学生自言到现在，他也深深感受到了。老师说这句话的时候可能在战前，不过是积累了人生的苦境经验而言，学生当时或不能深刻理解，现在回想起来果然如此。这两句诗，就是典型的“私人性”，也是通常人说的“今典”，因此除他之外，没有人知道韩紫石先生说过这句话，而不同的时代环境来理解同一句话，内涵也是有差别的。这是诗人与已故的老师在交谈他们之间的贴己话。那才会催人泪下。短鬓新霜白这句，也应理解为诗人向老师的亡灵诉说自己在战乱中忧愁潦倒之况，即言自己已经愁白了头，但是战火依然没有停歇，苦难还在继续。这样就把大叙事转换为小叙事，成为一种梦中喃喃自语，亲切感人。这首诗直到最后一联，诗人犹然沉浸于老师如沐春风般的教诲场景之中。这就是旧体诗的感人之处。可惜袁老先生的遗作今多亡佚，但能够留下这一首，也足以垂史千秋。
傅震君幼年曾承欢外祖膝下，但诗教传统大约也没有机会领受，不过血脉传承是天然的。傅震君曾经商海浮沉，但念念不忘文学，繁忙业务之余暇，赋诗作文，并且诗文互见。如旅游行脚，既有散文留影，又有诗词抒情，不同体裁也有不同的表达。我更为喜欢其旧体诗创作。其诗词大致分为两类，一是读书咏史；另一类是旅途见闻。前一类尤见寄托情怀，甚而有峥嵘之心。如读清人张伯行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推及编者为人，感慨而咏《张伯行》一诗。张伯行为清代著名廉吏，官至福建巡抚、江苏巡抚直至礼部尚书，有“天下第一清官”之称。然傅震君之颂张伯行，又有别的寄托，在其诗前小序中自言：“始了解张伯行其人其事，肃然起敬，掩卷扼腕……作律记之。”“肃然起敬”当是自然态，而“掩卷扼腕”似有另一种情绪在潜潜涌动，果然，诗到尾联图穷匕见：“宦海芸芸谁得似？脐脂自照不须芯。”作者引苏东坡讽董卓诗做注：“毕竟英雄谁得似？脐脂自照不须芯”。而《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列传》说得更加明白：董卓被吕布刺杀以后，暴尸街头，“天时始热，卓素充肥，脂流于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脐中，光明达曙，如是积日。诸袁门生又聚董氏之尸，焚灰扬之于路。”董卓不仅仅是贪官酷吏，放在张伯行的对立面，名头似乎大了一些。但傅震君的义愤立场，则格外分明，这是我所欣赏的。私人性，也是个人性，道他人未能道之言，方显出诗人本色。
傅震君的创作，无论诗文，均在追求浓厚的文化底蕴。其读书谈禅，论玉品画，名胜古迹，都与文化分不开，诗文中也看出近年来傅震君迷醉于各类文化学习活动，奔走于读书班向高人名师求教问道，对于文史，宗教，艺术，都有广泛的涉猎，这些自然会为他的诗文创作打下良好的基础，也是当前文化热给社会带来的良好风气。我更欣赏傅震君的一句话：文化是一种态度。
由文化的象征符号向文化的精神状态转换而提升，才是我们作诗为文、追求文化的真正目标。我把这一目标提出来，当与傅震君共勉。
（本文为傅震《人闲自渡舟》一书的序言，略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