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人群，是一个社会的“短板”。一个社会要向整体发展，享受物质文明，就需要补上这个“短板”。上海作为国内经济发展走在前列的城市，一方面需要做好“内部”的功课，另一方面，也承担起了对口援建、精准帮扶的责任。近期，理论界和实践界对精准扶贫讨论热烈，笔者想从国家发展战略的角度，结合世界反贫困实践经验，谈一谈“精准扶贫”。做好这项工作，也是对公共财政的负责。

　　首先，要认识到减贫的重要性和艰巨性。我曾在新民晚报上发表过《白蒜瓣、红蒜瓣、绿蒜瓣》的文章，以我家的例子看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活的变化。回顾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均GDP只有250美元；但现在，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让每一个人享受改革开放和祖国振兴的“红利”，就要有社会公平与和谐发展的意识。目前的贫困群体多因居地偏远、人力资本素质低等各类条件的限制处于贫困中。其贫困的特征和成因有别于以往短期贫困或相对贫困的群体，其脱贫更加困难和艰巨。如果没有制度改革、政策措施、资源投入等外在因素的推动，仅凭其自身实现脱贫是十分困难的。

　　其次，希望能从“粗放扶贫”向“精准扶贫”转变。20世纪80年代，以华盛顿为基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坚信“滴漏经济学”，即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会自动在社会各阶层扩散开来，从而自动消除贫困，对应的反贫困战略属于“粗放扶贫”。

　　在滴漏式增长中，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提高确实有助于贫困人口数量下降，而收入差距扩大则对贫困减缓具有阻碍效应。因此，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动消除贫困问题,甚至有可能由于收入差距扩大引致贫困增加。那么对于在滴漏式增长中没有实现自动脱贫的群体，就应该实施“精准扶贫”。一方面，要精准识别贫困的类型和成因。和“暂时性贫困”相比，绝对贫困或长期贫困是一种多维贫困，贫困户往往在很多方面存在资源不足或能力缺失，易于出现“马太效应”而陷入“贫困陷阱”。基于此，精准扶贫需要清晰地界定贫困主体的差异性，对贫困的类型进行准确识别，因人而异、因户而异、因区而异，根据引致贫困的核心原因对症下药。另一方面，政府要发挥引导和帮扶作用，特别是要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给予特别重视。贫困的实质是一种生存能力缺失，减少贫困可以理解为提高营养、健康状况以及教育水平。

　　因此，政府在政策的制定上要强调“能力扶贫”，特别是要继续加强基础教育，强化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完善新型农业合作医疗，促进贫困户人力资本提升，以从根本上实现贫困人口的脱贫。

　　还有，要认识到贫困的弹性和韧性。在精准扶贫的同时，也要重视“返贫”问题。扶贫的目标不仅仅是简单地消除当前的贫困户，更需要关注的是如何有效防止贫困户在脱贫后又重新陷入贫困，即“返贫”。由于贫困户自身的脆弱性，灾害、疾病、教育等原因都容易让其重新返回到贫困状态。因此，集中精力打一场脱贫攻坚战固然重要，但对贫困户的动态性跟踪和长期帮扶更加重要。基于此，精准扶贫不应该满足于攻坚战，更不应该“一阵风”，而是要因人、因地制定精准扶贫政策，并坚持该政策的动态化和长期化，帮助贫困户彻底摆脱“贫困陷阱”，应该成为中国反贫困事业的根本战略。（作者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智库教授、博导，东方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