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小小足球队

　　我心中着急，脚下忙乱，头上冒汗。胡乱地奔跑起来，可无论奔跑到哪里，眼中景色不变：三角屋顶，三层楼房，三面草影。后来总在想，自己一定是踏进了父亲经常讲的诸葛孔明布下的“八卦阵”故事里了。天欲发黑了，身不由己地进入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境界中去了——不不，风吹草低根本见不了“牛羊”，见到的只是自己被初升的月光抛在地上的孤零零影子。虽然自己的智商一以贯之地不那么高，但是笨小孩自有笨小孩的笨办法，我记起了新家在三层楼的第一间，当新村里终于燃亮了电灯的时候，我就把寻觅的目标锁定在了东边屋山头的三楼。灯亮着，便找了上去；灯不亮，便拐向另一幢房。就这样，几经周折，我终于找到了家——家中的灯下只剩爸爸一个人，奶奶和妈妈则去寻找失踪的我了……

　　这一节“搬家历险记”，成了我人生中永远挥之不去的童年印痕，也成了一个最经典的笑话。要是回到弄堂时代，肯定不会如此这般狼狈地找不到家门。也许，这就是工人新村文化给初相遇的石库门文化一个小小的下马威罢。（1974年，阿尔巴尼亚中学生青年足球队在上海访问期间，参观的地方中，除了中共一大会址、上海工业展览会，就有控江新村。1977年，日本田径团访沪，也在参观了上海工业展览会之余，参观了控江新村。控江新村不仅是工人的荣耀，也是那个时代新中国乐意向外国友人展示的幸福生活样本。）

　　孩提时代的我绝不可能把自己拔高到很文化的层面去观察问题剖析问题，但却可以切身体验周遭环境的巨大变异。

　　打弹子刮刮片滚铁圈钉橄榄核这些曾经风靡弄堂的“螺蛳壳里做道场”的游戏正渐渐离我远去，只剩下了一个豁然开朗的感觉：白相的天地一下子变得好大好宽好舒畅。

　　当新村里的小孩渐渐增多的时候，很多非弄堂式的游戏顿时流行了起来。比如在屋山头成群结队大呼小叫地“老鹰捉小鸡”，比如在整个新村里漫无边际四处奔跑地“逃江山”。而我最有兴趣的则是在小花园里踢足球，我们这个门牌号里的五六个孩子组成了松散型的小小足球队，隔三差五地就和其他门牌号里的足球队举行比赛，值得自豪的是“过招”的结果常常赢多输少，十场比赛总会赢上个七八场。也不知为什么，当年踢球的孩子个个都喜欢赤脚，于是人人便成了飞奔在绿茵场上的“赤脚大仙”。

　　说来难能可贵，我们这一支名不见经传的球队居然能够从童年一直踢到少年，横跨学龄前，小学，直到“文革”中期的中学毕业，真是可圈可点，源远流长。那时，我在球队里永久地担任左扑右挡的守门员，直到在鼻梁上架起了风度不凡的“嘎梁”（眼镜），才恋恋不舍地从绿茵球场退居到了观众席上。

　　至今仍记得球队里有一个小女孩，人唤“野鸭子”，是踢前锋的，极具爆发力，踢出去的球势大力沉，如若放在今天，焉知就不会是女子足球队的一员猛将？后来才知道，她的芳名就是“雅芝”。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上海公报》发表，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她那在美国的父母来了上海，把她接到大洋彼岸去了。其时我们的足球队早已烟消云散各奔东西，插队落户的上山下乡，分配工矿的日班夜班“三班倒”了。

　　即便如此，“足球梦”依然缠身不去，有一回，古巴国家青年队来上海，在江湾体育场与上海青年队踢了一场，我们这些小伙伴球迷徒步穿过了工人新村后面的大片农田和乡村，花了一二毛钱去现场买票观看，不料上半场结束时，天降大雨，咬牙坚持到最后，个个成了痴心不改的落汤鸡“粉丝”，最后还得踏着一地泥泞一步一滑东倒西歪地回家。

　　控江新村时属大杨浦的上海郊外，隔着营口路便与一大片碧碧绿的田野遥遥相望，有着青青的小河水，有着高高隆起的坟墩头，还有一座国民党残兵败将溃逃时遗下的一半地上一半地下的大碉堡。至于那个绕河蜿蜒在绿树荫中的村庄，记得唤作石家浜，当真是“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现在统统不见了，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钢筋水泥的延吉一村二村直至七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