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业内的行业专家，董大旻认为，西方国家发展历史研究表明，人均GDP从3000美金过渡到5000美金的发展阶段是社会的动态发展不确定性最明显的阶段，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步调明显不一致的阶段，也是风险防范滞后、安全事故频发的阶段，同时意味着社会孕育着组织的重大调整、管理模式的重大变革的时期。

　　董大旻介绍，上海城市高速发展，要在快节奏的社会工作生活中，加强安全秩序管理，减少各类不规范的行为。要全社会提高安全意识，增进居民安全应急技能，更要居民有遵守安全秩序的行动力。打个比方，人在每天工作生活中的很多不规范的行为，不断积累，最终会酿成流血的事故，甚至丢掉宝贵的生命。这种概率很小，大约数百万次的诸如乱穿马路、随手弃置杂物、乱丢烟蒂等不拘小节的行为，才会积累起30起骨折等流血事故，而其中会有一起死亡事故。但这些放到我们这样一个人口数量庞大，每天大家都在快节奏生活工作着的大都市中，大数据的威力就体现出来了。

　　这位专家同时指出，除了在城市管理上要降低个人的安全风险外，眼下的城市安全系统还需要考虑区域人口密度，这涉及到一个区域安全能力水平提高的概念。上海的大部分人口集中在约占城市面积十分之一的中心城区内，人口密度越大的区域，要保持一定的可接受的风险水平，需要安全能力水平越强。在此背景下，要求政府各项管理能力都居于很高的负荷状态。因此，有必要通过合理规划，适当降低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

　　董大旻还建议，要用信息化手段来防止事故链快速形成引起突发灾害；与此同时，要更大提升区域安全水平的余地，可以通过主成分分析等技术手段，找出阻碍提升安全水平的主要矛盾，抓住重点问题和重大危险设施，通过专门培训，应急演练，进行重点区域防范等常规手段来迅速提高区域安全能力水平。 

　　本报记者 张炯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