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瑶的信引起网友的热议。大限将至，是选择插管、上呼吸机等竭尽全力地去挽救生命，还是放弃一切无意义抢救，有尊严、无痛苦地死亡？面对没有救治希望的患者，医生、家属又该如何应对呢？

　　起死回生并非常态

　　贺阿姨患肺癌晚期且全身扩散，医院认定治疗已经没有太大价值，她自己也不希望在ICU里插着管子痛苦离世。贺阿姨住进了全市首批舒缓疗护试点单位——浦东新区迎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这里，护士长蒋申贞每天都来查房，陪她聊天，得知贺阿姨的金婚纪念日在即，还为她策划了摄影展。贺阿姨收到了鲜花和蛋糕，“这是我这辈子最感动的一天。”不久后，她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现代医学的进步常常可以延长临终患者的生存时间，但对相当一部分临终患者，目前的医疗手段远不能使其病程出现逆转。但病人家属总是跟医生说，“要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哪怕有1%的希望，也要用100%的努力。”然而，妙手回春、起死回生的新闻这并不是抢救室里的常态，害怕死亡，的确是临终者的普遍心理。

　　“这种心理会增加许多无效的救治，也是一种社会资源的浪费。”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傅舒昆认为，临终期要不要抢救，是一个交织着伦理、情感、利益等多重因素的社会问题。从理性角度来讲，的确有相当一部分的临终期抢救属于无效医疗。数据显示，一个人一生的医疗费有近三分之一用在了临终前1-2周的无效治疗中。

　　自由支配最后一程

　　什么时候该努力治疗？什么时候放弃治疗？傅舒昆说，“亲情社会，孝道支配着绝大多数家属的决定。但是，家属和社会应该转变观念，以‘善终’为终极目标行孝道，符合临终者的意愿，才是子女真正的‘孝’。”

　　很多时候，家属会出现分歧，有的支持继续治疗，有的希望保守治疗。傅舒昆说，对于抢救，医生还是会尽全力，哪怕其中的“价值”仅在于安慰家属。但反过来说，如果仅仅为了安慰家属，深静脉穿刺，是不是很残忍？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综合治疗科，是针对末期肿瘤患者实施姑息治疗及临终护理的科室。科室主任成文武发起成立末期癌症患者临终心理关怀项目，带领志愿者为患者做心理疏导，陪伴他们安详地走完人生。成文武比谁都理解这些病人家属：“给自己的亲人作生死判决实在是太难了。家属心里也都明白，坚持，不过是给自己一段可以接受现实的时间罢了。”

　　相比让家属和医生决定治疗方案，业内越来越接受，临终者可以自主选择，避免创伤性的延命治疗。医生不再主导治疗模式，只给建议方案，患者的意愿始终是第一位。也就是说，将临终者从无望的机械性救治中解放出来，凭借基础治疗缓解身体不适，相当于赋予其一定的支配生命的自由。

　　善待生命尊严谢幕

　　医疗技术高度发达，许多过去无法治疗的绝症，现在也有了医治的办法。人们对于没有希望的病人就抱有了更大的希望。但医学不是万能的。临终关怀理念，主张对患者进行缓和医疗。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以三个原则规范缓和医疗：首先，承认死亡是一种正常过程；第二，既不加速也不延缓死亡；第三，提供解除临终痛苦的办法。在中国，北京、上海等城市也陆续成立了正式的舒缓疗护病房。

　　蒋申贞是迎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舒缓疗护护理组组长，申城首批专职舒缓疗护护士。她认为，在临终期，医护的工作应该从“帮助康复”转向“减轻痛苦”。尊严谢幕，才是对生命的终极安顿。

　　“一般来说，知识层次较高的人，对临终治疗、尊严死等问题，思考得相对多些。”蒋申贞说，临终关怀的意义在于帮助生命末期的患者安详过世，而非纯粹地延缓生命，这与“安乐死”还是有区别的。“临终治疗并不是让临终患者快些离开，而是让每一名患者离开得更有尊严。从本质上说，尊严死也是善待自己、善待生命。”

　　死亡教育贯穿一生

　　欧洲委员会曾发布《临终医疗决定程序指南》，强调从“积极治疗”转为“姑息治疗”。这个综合性决定首先取决于医生基于科学诊断提出的理性建议，以及患者本人的意愿。如患者本人已无能力表达，应该考虑患者曾经表达过的意愿，当然还需听取其亲属的意见。

　　傅舒昆认为，应该让人们在健康或意识清楚时签署一款协议，说明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要或不要哪种医疗护理。今年两会期间，身为上海市人大代表的她就上交了有关“终止临终期无意义抢救措施”的提案，并呼吁从法律和伦理的角度为临终医疗和尊严死提供帮助。她建议，医生可以负责具体的“缓和医疗”流程；政府推进相关制度法律的完善；在社会方面，推进贯穿生命全周期的死亡教育。

　　著名主持人白岩松曾写道：“我们的文化很少谈论死亡，忌讳谈论死亡，在‘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背景下，探讨死亡的尊严，有极大必要性。”事实上，国外的孩子从小就接触死亡这个课题，但国内，谈到“死亡”就成了恐惧的事情。傅舒昆说，“其实，死亡的意识能让人们对生死赋予意义，更是让人们学会如何生存。因此死亡认知要从小抓起，这需要一个逐渐认知的过程。”健康地活，有尊严地死，愿通往天堂的路，多一些从容，少一些痛苦。

　　本报记者　左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