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文史学者吴其昌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治甲骨文、金文及古史；又师从梁启超治文化学术史及宋史，且深得王、梁二位大师器重。不幸的是，吴其昌英年早逝，其身后留有遗稿《先师梁任公别录拾遗》，记录了他在梁启超晚年时“尝夏夜侍坐庭中”，侍奉任公讲席，觉得任公“所谈颇多世所未知”。这份遗稿便是吴聆听任公讲席时的记录。通过这些文字，可以加深了解中国近代那些惊心动魄的史事细节，并得以窥见梁任公某些思想发展脉络。如1927年初秋的一天，梁启超和吴其昌曾作彻夜长谈，梁那天所谈，便是他对日本的看法和认识，为什么前后会截然不同。

　　梁启超说他对日本的认识转变，可以1915年护国运动为分水岭：此前他“脑海中绝无反日之种子，不但不反日而已，但觉日人之可爱可钦”。戊戌变法失败后，梁曾亡命日本，目睹日本在代近化发展中的建设和振兴，让他觉得眼前豁然一亮，感觉“如呼吸凌晨之晓风，脑清身爽。亲见彼邦朝野卿士大夫以至百工，人人乐观活跃，勤奋励进之朝气，居然使千古无闻之小国，献身于新世纪文明之舞台”。而同样触目所见，梁“回视祖国满清政府之老大腐朽，疲癃残疾，肮脏邋遢，相形之下，愈觉日人之可爱、可敬。当时日人甚爱我、助我，尝谓彼亦诚心希望中国之复兴，与日本并立为强国，为黄帝后裔两柱石，余亦深信彼等之语不虚也”。这就是梁启超将当时中日两国进行比较后得到的认识。

　　梁启超开始怀疑并警惕日本，知道日本觊觎中国，很大程度上与日本枢密院书记官有贺长雄怂恿袁世凯称帝并着力做幕后推手有关。这时候梁尽管已有所发现，但还没有到“十分深恶”的地步。

　　护国运动后，尤其是日本对华“二十一条”的提出，梁才真切地认识到，日本此前声称“希望中国之复兴，与日本并立为强国”云云，原来皆是谎言。此时梁不由陷入深思。吴其昌遗稿记录，梁深思后“不觉毛骨俱悚，不寒而栗。遂转觉每个日人，皆阴森可怖！吾乃知拟日人以猛虎贪狼，犹未尽也，乃神秘之魔鬼也，我此后遂生一恍惚暗影，他日欲亡我国，灭我种者，恐不为白色儿，或竟为倭人也”。

　　梁启超此时有如此认识，显然与近代以来日本政府对中国做出的一系列动作有关。除前面提到的“二十一条”，还有如1914年10月2日，梁启超在参政院第十五次会议上就当时的政治外交，尤其是日本在华动向，向政府提出重要质疑，其中提到据各方面报告，“日兵向西行不止，诚闻潍县以西无一德（国）兵，日本不向目的地之胶州进行，乃向潍县以西，究系何理？以地理上观之，自莱州、龙口登岸，越平度而至胶州，地势正顺，并无德兵防阻，日兵何不出此，先时外交部之通告，只准日兵在莱州、龙口行动，实不得已之办法，现日兵溢出范围之举动，我外（交）部亦曾见闻否耶？日兵若斯举动，其注意决非只胶州一地，盖将以山东全省为其军队根据地，为第二之东三省也”。梁这番分析和质疑，可谓一眼洞察到日本帝国主义的骨子里，尤其是那句掷地有声的他日“欲亡我国，灭我种者”，恰恰是日本帝国主义！知道了这些，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一提及日本，梁“不觉毛骨俱悚，不寒而栗”，并提醒国人必须“戒备”日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梁坚定地告诉吴其昌：“然吾乃永远持‘中国不亡论’”的信念。

　　就在梁启超与吴其昌作这番竟夜长谈后不久，震惊世人的“济南惨案”爆发，梁启超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野心的判断，果然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