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0月，时在昆明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在日机轰炸下，于12月迁移至四川南溪县李庄板栗坳。这里交通不便，进出多依赖船只，但于史语所的学术研究和珍贵资料文献保护而言，相对安全，堪称诺亚方舟。当年乘上去李庄那条船的文人学者，心情激动和感慨多是如眼前起伏的江涛，难以平静，毕竟经历漂泊的史语所，终于在李庄重新找到了暂时的安身之地。去李庄那条船，承载着文人学者与文献资料，也承载着中华历史文化传播的希望。

　　史语所迁入李庄不久，所长傅斯年即“宣布（从）2月1日起，全所一定要开始办公”。据傅斯年学生何兹全回忆，李庄时期的史语所有图书馆、研究室；史语所当年使用的是张家大院前院，“后院厅房和配房仍由原主人住”。“山上没有电灯，（用）点燃两根灯草的桐油灯。天一黑，院门一关，房门一关，满院寂静，满野寂静，宇宙间都是寂静”。这样的环境当年着实吸引着莘莘学子心向往之，其中就有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其时正在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师从著名历史学家钱穆的严耕望；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则兼任研究所主任。严耕望视李庄史语所为当时最佳求学高地，他抱着试试的心情，给所长傅斯年写了封申请信，并寄上三篇论文。他在信中写道：“抗战以来，学术陵夷，文史之学尤见颓落，而贵所师生独能研索不倦，每有书刊问世，仍保持抗战前之水准，是皆先生领袖群彦之功也。渴慕之情曷胜殷切！”此前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也致函傅斯年，说严耕望“好学深思，精进不已，若得宿学名师如先生者为之指导，其造诣必有可观。严生亦切思受教于先生之所，为此特函介绍，未知历史语言研究所能否收录？”

　　傅斯年当时正在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李庄史语所所长由甲骨文专家董作宾代理，收到严耕望信和论文后，傅激赏严“是一难得之人才”，所以一方面致函董作宾，请他召集所务会议，讨论严与另外二人的入所事宜，同时回复严，告诉他，所寄“大著已寄李庄开会审查，当可通过”。

　　1945年8月22日，严耕望在重庆中研院总办事处见到傅斯年。其时抗战刚胜利，傅斯年百务缠身，很希望严耕望能暂留重庆，协助他处理文书方面的工作。不料严却说，自己没有这方面能力，予以拒绝。而傅对此不仅不以为忤，还当即表示，虽然严入所的任命，尚待所务会议通过，但根据严的条件，通过应该没有问题，所以严可先赴李庄史语所。后来卓成史学大家的严耕望，到李庄史语所报到后，给老师顾颉刚写信道：“今能重入书库，殊为快慰。今后益当努力自勉，期不负吾师及宾四（钱穆）先生之殷望也。”顾阅严信后，想到自己眼下正为“人事焦劳，绝难安定读书”而纠结，忍不住给严回信道：“接十五日惠书，欣悉（你）安抵李庄，书林史库，尽量享受，曷胜企羡。”

　　对此，著名宋史研究专家邓广铭也曾写道：“我跟傅（斯年）先生去（李庄），除了想求得他指导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北大、南开、武汉大学南迁，都没有带图书资料去；后方南迁的，只有史语所带了个图书馆。大家都要利用它的图书资料。有了这个便利条件，我就在那里完成了一系列关于宋史的论文、著作。”除了邓广铭，再如随中国营造学社到李庄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也是在李庄一待六年，在中国古建筑考察上做出不凡成绩，梁思成更在李庄写出《中国建筑史》。

　　此时回望去李庄那条船在江面上前行的姿态，总觉得这船就像是当年傅斯年、严耕望们不畏艰险、披荆斩棘、奋勇前行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