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石英，原名冯先湜，湖南省湘潭县人，1909年12月25日出生。1925年，石英入湖南长沙湘江师范学校学习。湘江师范是当时中共湘区委员会（后改名为中共湖南省委员会）机关的秘密所在地，校长是何叔衡，教员有李维汉、谢觉哉等。1926年7月，石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受组织派遣回乡从事学运和农运工作，担任过支部宣传委员和组织委员。“马日事变”后，革命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石英与组织失去联系。而后，他为了寻找组织，受尽磨难。

　　“西安事变”后，他毅然离家北上，找到党组织。后来根据石英的要求，分配到太行山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从此与经济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一直到去世，他在经济战线上驰骋了近30年。（本文选自《上海滩》2012年第2期）

　　“转手”之间

　　粉碎日军经济封锁

　　1942年是敌后抗日斗争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在军事上反复进行清剿扫荡，在经济上则实施封锁。河北的冀中、冀南地区及豫北平原从1941年至1942年都遭遇大旱，粮食奇缺，粮价暴涨。而山西晋中地区却粮食丰收。但山西的敌人与河北的敌人有矛盾，不许粮食出境。石英当时任太北工商局局长，他就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组织人力财力，从山西晋中敌占区以低价采购粮食，经过太行山根据地运到冀西地区，以高出几倍的价格向京汉铁路沿线的敌占区出售，转手之间，获利甚多。  

　　当时敌占区的商贩、汉奸和日本洋行为了赚钱，用各种办法和手段向太行山根据地购粮。他们除了用钞票外，还拿出许多根据地所缺乏的日用百货、物资器材，甚至偷运军械弹药，向我根据地换取粮食。

　　通过粮食贸易，抗日根据地在财政上获得了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也大大改善了根据地的物资供应状况，对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起了重要作用。另外，对靠近根据地的敌占区和游击区的群众售粮，则在价格上给予优惠，此举深得民心，扩大了根据地的政治影响。根据石英的表现和工作成绩，经中共太行分局审查批准，他于1943年3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肖华点将

　　滨海经济起死回生

　　滨海地区是山东省最早的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之一，而且是抗战时期山东省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因此，日寇对这一地区的破坏尤其严重。敌人向根据地和游击区分别大量输入法币和伪币，疯狂掠夺重要物资，使得根据地物价飞涨，物资严重匮乏。部队每人每月津贴只有一元钱，每天菜金只有几分钱，几乎到了没有棉衣和鞋、发大衣就不发被子的地步，生活十分艰苦。

　　为了加强对敌经济斗争，改变这种状况，时任八路军115师政治部主任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肖华，于1943年通过中共山东分局向中央要求，把石英从太行山根据地调到了山东根据地。石英到山东后，先在滨海地区搞了两个月的调查研究。他对税务贸易局会计科科长阎冰岩说：对敌经济斗争能不能胜利，就看我们能否掌握敌人需要的物资和如何控制这些物资。只有积极输出才能赚得外汇，赚了外汇才能买回我们需要的物资，认为输出物资就是资敌的思想是错误的。石英了解到，滨海地区有大批物资是属于敌人和敌占区人民生活上所必需的，仅食盐和花生油两项，除去根据地军民食用外，每年还有120万担食盐和12000担花生油可供出售。他说只要把食盐和花生油控制起来，实行出口专卖，就能取得对敌贸易和货币斗争的主动权，从而达到稳定市场、保障供给、增加财政收入、恢复经济的目的。

　　石英把这些想法整理成详细方案后，向中共山东分局财委会作了汇报，立刻得到领导的赞同。1943年9月，经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批准，成立了滨海区工商管理总局，管理除田赋以外的所有财经贸易工作，并任命石英为局长，周纯全为监察委员。工商总局成立后，首先在外贸管理方面打破了闭关自守的状态，扩大了与敌占区的进出口贸易。贸易品种由十几种猛增到上百种，贸易额也超过上年度的十倍。特别是实行了食盐和花生油的专卖后，成效显著，出现大量贸易顺差。

　　以前由于日军不断袭扰，致使食盐流向几乎中断。由公营商店经营后，食盐流向迅速恢复畅通，出现了生产、运输、贩运三积极的局面：沿海群众生产食盐积极；内地群众为增加收入，运输食盐积极；敌占区商人为获利，贩运食盐积极。这样一来，食盐专卖的出口价格比专卖前提高了50%以上。当时山东根据地有1000多万人口，食盐专卖利润成为公粮以外最大的财政收入。花生油也是重要的出口专卖商品，专卖后价格提高了一倍多。当时工商局收购了花生油后，大部分以私商身份运往上海、香港、大连等敌占区，交给“灰色”商店销售，换回军需民用的重要工业品。比如根据地印钞用的纸张、器材以及部分军用物资，就是通过出口花生油从上海采购来的。

　　另外，山东人爱喝酒，但山东省根据地政府原来因为缺粮，曾禁止生产烧酒。结果敌占区的私酒大量流入根据地，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为了抵制敌人向我根据地倾销走私白酒，在石英的建议下，采取了白酒专酿专卖政策，即由我们商店出资，利用民间旧酒厂设备蒸烧白酒，由公营商店专卖；群众也可从商店批发，自行出售。这样，不仅有效地抵制了敌占区的私酒进入根据地，而且可以有部分白酒出口，增加了利润和税收，成为财政上的另一项重要收入。

　　在货币方面，首先是禁止伪币，停用法币，为根据地的本币流通扫清道路。敌占区商人前来交易，所带伪币、法币及金银等均为外汇，须先兑换成本币，然后才能购买出口专卖物资或其他物资。民需物资销售牌价主要是控制食盐，以成本价内销，这样可以照顾当地群众利益，也可以控制物价，防止食盐走私。

　　由于贸易、货币、税务等方面对敌斗争的胜利，抗日政府增加了财政收入，群众增加了个人收入，滨海地区濒于崩溃的经济起死回生。1944年，滨海区上缴财政的利润相当于全省根据地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税收则比上年度增加约两倍以上。山东根据地的工商和税务收入几乎占财政收入的一半，另一半是公粮收入，这样就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当时，华北等根据地的公粮收入，仍占财政收入的75%-80%。

　　滨海区的成功经验，后来在全省推广，各根据地都相继成立了工商管理局。1944年冬，华北经济会议对山东滨海区的对敌贸易经验也给予了好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回忆录中写到石英时说：“他原任滨海的工商局长，所以我对他的成绩比较了解。他来自晋冀鲁豫根据地，结合了两边根据地的经验，学习了薛暮桥同志的一些理论，并结合山东特别是滨海根据地的实际，做出了许多成绩。”不少同志都称他是党内财经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