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背有点驼，走起路来有点倾斜，但尚未成类陈村自喻的“弯人”，这都不影响他赶路的步速：迈大步，且快。与他的老人年龄不相称。他的腋下永远夹着一只黑色的皮包：这里几乎装着他的全部：来稿、自稿、退稿；杂志、书……文学艺术界都知晓他的大名；从上一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到八十年代，他先后创办了声名显赫的《大众电影》《文汇月刊》《中国电影时报》（后改为《文汇电影时报》）。

　　他于我，有知遇之恩。上一世纪七十年代我做了七年“夜猫子”，夜班编辑几乎与世隔绝。八十年代初《文汇月刊》创办，我开始在他手下当“学徒”，跟着他在文化界跑稿子，有幸面见了一些“泰斗式”人物：夏衍、钱锺书、沈从文、冰心、陈荒煤、阳翰笙……我的第一本小书：《中外诗话》就是在他和他夫人姚芳藻的关照下出版的。文学青年的第一个春梦，其欣喜之情可想而知。那时我住贵州路，他住凤阳路，一条马路之隔，我是他家的常客。看着他家的一子一女从红领巾到做父亲、母亲，直到现在他的子女的子女成大学生。

　　在我的心目中，他象一个小孩子，有小孩子脾气，爱哭。也许因为太熟，走处太近，我与他就没大没小，说话随便，有一次闯了祸，那时报社里一人发一张躺椅供大家午睡，我与他头背头的瞎聊，他说某某人文学上无啥成就居然当上了作协的“理事”，他为自己没选上而愤愤不平，我说：某某人不管怎样还出过几本书，而你呢？（以书认功，差矣，足见当年吾之幼稚）没想到我的信口一言剌痛了他的内肋，惹得他立时跳了起来，大叫大哭。弄得我一时也慌了神。后来我在民主生活会上作了一点自我批评，重归平静。

　　他重名，但不重利。不重利的重名未必是坏事。他对那些不理事的挂名“理事”很在意。有一次在北京开作协代表大会，他依然没能“理事”，当众大哭，声嘶力竭：“这不是要我的命吗？”名比命还重，就象是托儿所的孩童，脸上没被老师贴上红星；一年级的小学生没被老师挂上绿领巾。现在想来也可理解，我也为他鸣不平，一个长期忠心耿耿于事业、且有贡献的人，不给他应有的名份，反而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五七年戴了“右派”帽子发配到边疆去看葡萄园，人饿得连活的青蛙也吃，他却没吃过一颗葡萄。那些会溜须、会迎合的人，却“名”上青云，不理事的人却多重“理事”，他一个能认真理事的人却遥遥不可“理事”，于理何在？何公之有？

　　他的晚年是在医院的病榻上度过的，停止了走南奔北的快捷的脚步，甚至停止了思想。如火焰般炽热的激情与动力，消失殆尽，犹如风中的残烛。他似乎得了“自闭症”，见了平素最熟的人也不说话。几年前，我与姚芳藻一起去看望张瑞芳老师，瑞芳老师说：“这个梅朵怎么搞的，我去看他也不说话。”但也有例外，若有友人与他谈及当年的《文汇月刊》等，他的目光依然会发出亮光，话也比平时多。

　　一年一度春风暖，又到了梅花飘香朵朵开的季节。老梅已经离开我们一年了。远去的背影若隐若现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之中。谨以此小文作我的心香一瓣：我脱帽，我鞠躬，向我尊敬的长者深深的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