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嘉德春拍上，唐弢先生收藏的郭沫若、叶圣陶、朱自清、巴金、冰心等人的手稿，少则几十万元，多达上百万元拍出(一页啊!)，颇引热议。我向来以为拍卖场上完全是周瑜打黄盖的买卖，不劳我们插嘴。我的第一反应倒是:公立博物馆、图书馆等机构今后征集文物越来越困难了……

　　我并不反对民间收藏介入这个领域，从某种意义上，他们无形中也促动了全社会对于文化财富的珍惜和热爱。公共机构虽然有人多“势”重之优，但也出过丢文物的丑闻，或者锁在大柜里谁也看不到等同它不存在的事情。可是两相比较，文物在公共机构从保藏、研究乃至调用上肯定比私人要造福“最大多数”。这一点，郑振铎先生在六十多年前就曾谈到，并一直致力于让民间私藏化为公有的工作。道理是这么讲，但文物一旦入私人手中，宝爱有加，也有可能一入侯门深似海，从此便不见天日；而在公共机构中，不论手续多么严格或繁琐，研究者总是有条件可以去查阅。

　　千万不要低估那些上拍东西的价值，单就现代文学研究而言，谈到新发现的史料或者作家的集外文，与其去读《新文学史料》，还真不如去看拍卖会图录——这也是现代文学研究者的“田野”考古，这些史料的发现有可能增补历史细节、改变对作家的评价，甚至重写文学史。以巴金为例，从他保存的读者来信可知，他曾经给无数读者回过信，然而目前搜集到的他致读者信恐怕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巴金一生信奉“把心交给读者”的创作原则，这些与不同读者之间的交流如果有机会汇集在一起，将是研究他创作和思想的重要史料。有位著名作家的后人曾对我说过:能否呼吁一下，那些书信、手稿拍卖之前复印一份给作者家属呢?我们不要原件，只要其中的信息。其实很多学者也是这么想的，但从现实看，也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那么，只有寄希望于藏家是个慈善家了?也不尽然。我还希望藏家也是位研究者，能够懂得自己藏品的价值，能够及时将它们的内容整理、公布出来，惠及学界。北京的藏家方继孝就这样，他已有多卷《旧墨记》和《碎锦零笺》等著作。不过，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比如方继孝藏有数量相当丰富的陈梦家、赵萝蕤夫妇的档案，其中包括140余封夫妇俩的通信，还有三四百封现代文人致陈梦家的信，在方继孝写出《陈梦家往事》之后，我一直期待着更多原始文献的整理、出版，但可能因种种原因，至今仍然没有如愿。就此我也在想，一些私人藏家能否与专家学者充分合作，共同整理和研究那些藏品?我知道，长期以来，收藏界和研究界相互看不起，收藏者觉得研究者手里没有货，而研究者认为收藏者没学问，其实这都是较为极端的看法，两者友好合作，不是双赢吗?

　　那么，公立机构就在一旁干瞪眼，完全出局了?未必。除了在今后的经费预算中，合理安排相当资金关注拍卖市场，不要错过必得之物外。尤为关键一点是要“善待广用”:善待捐赠物，让捐赠者心安，确信自己的东西总算找到了一个好的去处，一片真心才能感动四方；广用是要让它们发挥应有的价值，及时整理、研究，让更多人可以调用，而不是烂了也不让你见到灰，无私服务才能得到无私回报。不断提高自己的信誉度，相信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有长远眼光的文献拥有者，甚至一些民间收藏者，还是愿意把文献捐赠给国家。人生一世，如果想明白，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为个人永久占有，百川归海、化私为公未尝不是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