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我继续阐述中方立场 

　　邝其志沉下脸来进行反驳，他用 “王顾左右而言它”的手法，只字不提我列举的5年来的事实和数据，不提港英政府的社会福利署署长的那篇讲演，先是笼统地表示香港政府开支增长不会超过经济增长，虽然因应社会需要，不同环节增长率会有所区别；接着就辩称过去几年福利开支增长比其他“高一点”，并无其他目的，是可以理解的，指责我说照此下去会“车毁人亡”的形容 “过分一点” 。

　　认为我言论“过分”的当然不仅有邝其志。当晚，彭定康亲自出马，率领一众官员对我发起声势浩大的反击。他把我形容是他驾驶“高速赛车”，偷换概念成“港人是最好的司机”，挑拨离间称“香港的社会福利开支完全是香港事务，中国任何官员都无权理会!”甚至危言耸听地谎称中方“把所有福利开支计划削减得体无完肤”，“港人对此决不受落！”我总算再一次领教了西方政客的口才。

　　显然，彭定康的惊慌、恼怒，是在为其撤退方略的暴露欲盖弥彰。他刻意曲解我的发言：我批评的是他，他却把被批评者偷换成港人；我反对的是违反审慎理财原则和香港长远利益的过快福利增长，他却诬称“中方把所有福利开支计划削减得体无完肤”；我发出提示性的警告，却被扣上“中方反对提升任何福利”的帽子；中国政府作为主权国政府，代表即将成立的中国特区利益与英方交涉，竟被指责为中方“干预香港事务”。这番极尽歪曲之能事的“高论”虽然经不起推敲，但在当时很多人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具有很大蛊惑性，一下子将我推至漠视港人利益、干预香港内部事务的孤立境地，并在他和某位新闻官的胡萝卜加大棒引领下，迅速形成了香港的“主流舆论”。短短一个多星期，上千篇五花八门的文章，通过文字、电波、视频铺天盖地似的对我进行声讨谴责，更有拿我1994年中秋前夕在民建联领袖们陪同下探访大角咀和旺角床位公寓的“笼屋”居民一事做文章，讽刺挖苦我看到他们艰辛生活时发表过的感叹唏嘘。我是第一位探访过“笼屋”的中方官员，但我的真诚此时被誓言要颠覆北京中央政府的议员斥为“鳄鱼流泪”。在一片一边倒、情绪化的鱼帛狐声中，唯独不见了我揭露出来的港英近5年以每年27%的幅度提升福利开支的数据和事实，那篇曾几何时以“惊人成就”被吹得惊人响亮的社会福利署长演讲忽然“人间蒸发”了。其间，确也有一些客观的、抱不平的声音见诸报端，仅如沧海之一粟。

　　返观内照，身在北京的我对于港英当局发起的反扑起初竟还毫不知情，没有任何前方舆情摘报或指示传来，倒是钟仕元、方黄吉雯两位老成练达的顾问在28日招待邝其志一行的晚宴上先后提醒我，香港对我上午的开场发言“反响很大”，但他们都说得比较含蓄；而我又疏忽大意，过去听说对自己发言“反响大”也并非一两次，就没细问下去。直到29日下午会议结束时，我的盲点依旧，没有信息，没有指示，没有山雨欲来、如临深渊的感觉。

　　会后的传媒吹风会上，有记者就香港福利问题提问，我继续阐述中方立场，说中方一再表示香港的社会福利有必要随着经济发展和实际需要不断提高，1997年后一定会更加好。但中方反对搞福利主义，一些西方国家已经尝到苦果，即使当年身为英国保守党主席的彭定康也曾在报纸上写文章，称大搞社会福利必然会增加纳税人的负担。我之所以对冼德勤先生企图高速提升未来5年香港福利的一段话作特别回应，首先是因为他无权为1997年7月1日至2000年的事情作规划，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从未讨论过，港英政府至今也没作澄清。

　　这时另有一位记者插问，港督昨晚说“开高速赛车的司机是香港人”，“香港人是最好的司机”，你的看法如何？

　　我回答，港督是英国女王派来集大权于一身的英国人，跟未来由港人选举产生的特区行政长官相比，他是一个独裁者，他不仅没有资格跻身“港人”，也更不会领到未来香港特区的“驾驶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