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我那时的准岳父生了非霍奇金淋巴瘤，住进了上海肿瘤医院。一个病房里还住着其他六位生了同一疾病的病家。除了我岳父是新病人外，其他都是已经几进几出的老病号。治疗方法都是一样的化疗结合放疗。他从老病号那里了解并看到此病容易复发而最终难治的情况后，就提出要我开中药吃。于是他就成了我的第一位肿瘤患者。

　　那个年代生肿瘤的人要比现在少得多。这方面的中医专著也少，能看到的主要是各地学术杂志上所载的少量论文。才疏学浅的我自然不可能对此恶病有什么新意新法，只能参照书本和刊物上所介绍的方法先给岳父用药。我那时候的家境很差，但岳父母毫不厌鄙，厚视如子，所以我既有医生之责，又有感恩之念。因此也就开始有了把癌症作为研究重点以求有所突破的想法，于是就开始大量收集和研读有关肿瘤的古今文献。

　　通过学习知道了癌症在古代即已存在，一些医家也有了各自的认识和实践（因为受着时代和科技的局限，所以古人对癌症的认识并非现在所定义的癌病。这一关涉当今中医如何正确认识癌病本质的至要问题迄今无人指出，以后我会详述）。就其当时认识与实践的共性来看，古人将有肿块的一类疾病统称为“积”、“瘤”等，认为正气不足是其主要病因，所以在治法上就以扶正为主，兼以活血理气化痰软坚。在这类病中是很少见到古人使用清热解毒法的。而凡是应用清热解毒法的，所针对的都是热毒诸病，且其所用之药也多以银花、连翘、野菊花、紫地丁、黄连、黄芩、黄柏、山栀、大黄等为主，甚或雄黄、斑蝥、蟾酥、砒霜等剧毒药，鲜有应用半枝莲类药物的。

　　新中国建立后的新中医在研究现代意义的癌病时初步发现了该病的二大基本特征：肿块与热毒。就在全盘继承古人扶正消积的理论和用药框架外，还增加了清热解毒法。但清热解毒药的内容却一反古律而变换以半枝莲、半边莲、龙葵、白花蛇舌草、山慈菇、漏芦等为主。

　　我虽然已经发现了古今中医在清热解毒药内容上的显著差异，但并不懂得更没有深究当时中医界为什么改变的道理，只是所看到的这一变法在实践中的结果依然是跟古法一样的失败。

　　在此困境下，我的大方复治峻量法在其他一些顽病上的成功经验使我开始产生和增加了借用此法于癌症以求进步的想法和信心。于是就在岳父身上首先开始了这种实验。

　　当时我已在国内率先提出了“癌毒”的观点，但这一认识主要还是基于外科中痈疽疮疡之象之理而推立的，所以对它的特殊性还远没有真正认识。只是认为癌症也是外受毒邪而蓄发之病，故在人体不虚或虽虚但不严重时，理应以祛除毒邪为主。但当时因为实践不够而认识肤浅，所以所用的解毒药还是悉承当时业界所倡。那时方子中的药味和剂量虽然比之常规都已有了明显增加，但总的容量仍跟治疗哮喘、肺气肿等的大方子相差很多。这样总共治疗了近5年，因一直未见复发就停药了（至今健在。其余六位病友均在我岳父出院后的二年内相继病故）。之后又间有患者求治，就都用岳父的方子作为基本方治疗，但总体效果不好。于是我就继续增加剂量，疗效有所提高。这时我岳父的哥哥得了肺癌，他坚决拒绝西医的任何疗法。经我治疗三年后西医复查完全痊愈。再六年后因脑溢血而亡。

　　随着这一病例的成

　　功，我用大方子治癌的方案也就初步成形了。但那时来诊的癌症患者不多。直到1992年我被评为上海市“十佳”中青年医师后，由于媒体的大量介绍而医名渐起，病人才逐渐增多。所用方法基本上就以治我岳父之哥的方案为主，总体效果比之业界虽有提高但仍远不理想。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03年，我又因破格参加了市里“非典”专家小组的抢救工作而再得媒体广泛宣传，癌症病人就开始明显增多了，这就在客观上更加逼迫我必须加快进步的速度。

　　但医学之难，难于上青天。旧疾未克，新病复生。白癜风、牛皮癣等许多疾病，困厄人类数千年，无论科技怎么进步，医生如何努力，就是冥顽不克。我体会有生必有克的道理虽然是对的，但在现实中却是并非所有的克法都能应时找到的。所以总会有些疾病虽可良好控制但难以根治，而有些疾病则会连有所控制都做不到。那么癌症是否就属于此类顽难之病呢？我的前期实践既然已经证明了癌症在少数人身上是可以治愈或有所控制的，但为什么在更多人身上就达不到同样的效果呢？我决意坚持探索。这种决心我认为倒并非主要来自医生的责任，而更来自于我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