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福清先生走了。初闻噩耗，遽然一惊，因为他给人的印象总是那么有朝气，以致往往会忘了他的实际年龄。

　　我认识李福清先生有很多年了。他是国际汉学家，经常在世界各国飞来飞去，说起话来很有气场，绝少察言观色，常会就一个话题追根寻源，让人追悔自己看书太少。大家私下都认为，在现今这个世界里，他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可算是“稀有动物”了。记得那年他到上海来想看点画，有朋友要介绍有分量的领导出面接待，并为他给有关单位打声招呼。以他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本来这也不为过，但被他一口拒绝了。结果此行最后确不太如愿，有不少稀罕的东西他没能看到。这可能也是他一直没想明白的一件事：一个学者搞研究想看点画，为什么要官员出面打招呼呢？

　　前两年，我们一起应冯骥才先生之邀，为《中国木版年画集成》这套大书出力，他主编“俄罗斯藏品卷”，我主编“上海小校场年画卷”，从而有机会就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作更多的交流。去年春天，这套大书经过十年磨砺终于竣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表彰大会，我有幸代表22卷的主编上台发言。因他对堪称独特的上海小校场年画极感兴趣，有不少自己的见解，本想有机会能见面请教，而他却抽不开身没有出席；秋天，在天津举行年画国际研讨会，他应邀出席作主题发言，有很多内容涉及小校场年画，我却临时有事未能成行，又失去了一次当面向他讨教的机会。事前他曾多次问我“来不来天津”,知我不能前去后又表示：“你不来天津太可惜，我要在会上介绍西方的年画收藏，会有好东西给你看。”尽管如此，拜托网络的发展，这两年我们的交流仍很频繁，探讨得最多的还是上海小校场年画。有时刚发了封邮件，意犹未尽，马上又会有新的邮件跟踪而来。他还是风格未变，提问如滚滚长江，一个浪涛接着一个浪涛，让人应接不暇。记得有一次他一口气问了7个问题，如“筠画斋是否为筠香斋的分号？”“文艺斋和文仪斋是什么关系？”“宝文斋的画你见过吗？”“有没有关于何吟梅的材料？”“《金台大闹兰花院》这幅画中的金台是什么人？兰花院是不是青楼”等等。可能有点不好意思，紧接着又来了封邮件解释：“对不起，问题越来越多。因为我要介绍你们未见的年画，所以要问你。”每次回他的邮件，对我也是一次学习的机会，要看很多材料，字斟句酌，丝毫不敢大意。有一次他就在信中抱怨我：“关于钱慧安和上海年画的关系，你还是没写清楚。”对我的错误，他就更不客气了：“你写《钟馗闹判》，错了，应该是《五鬼闹判》。民间把钟馗叫判，判儿。钟馗闹自己是不可以的，希望你可以改。”当然，对我的些微努力他也不吝鼓励：“你写的关于画家梦蕉的考证及画作版本的分析很有意思，有新意，特别是注意利用了我老师阿列克谢耶夫当年在上海买的年画。清末小校场年画的年画店装裱也非常好，下了功夫。”他并提供了不少国内未见的年画店庄，如妙自然堂、异新斋、王文雅、黄云记等等。

　　这两年，李福清先生一直在做关于“欧美收藏的中国年画”的课题，为此，他不顾自己已近80高龄，跑了十余个国家几十家博物馆，还采访了不少私人收藏家，做了大量工作。他并把自己辛苦得来的数据毫不保留地向同行公开，我个人就曾为此受益不浅。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小校场年画在国外的收藏比较难统计，这方面我们主要依据李福清先生的研究。李先生是俄罗斯研究中国年画的专家，曾发表过很多精彩的论文。他现在研究的重点是欧美各国收藏的中国年画，为此，他跑了很多国家，掌握了很多以前人们未知的重要信息。据他给笔者的信中所言，世界各国收藏的小校场年画大约在300幅左右；加上国内收藏有600余幅，两者相加，国内外藏有上海小校场年画的总数1000幅左右。”这个数字因统计有据而被学术界和新闻界广泛引用，追根寻源，我要深深感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