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银行家好吃，会吃，因其公私酬酢繁忙，多少事都是在餐桌上谈定的，自然练就了他们食不厌精的舌尖功夫。

　　说起来，上海金融业的起步，还真与银行家的餐桌有关。1915年金融界新春宴会上，时任上海中国银行副经理的张嘉璈，与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副经理李馥荪、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蒋抑卮、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揆初等同席，相谈甚欢。张嘉璈向其他银行家提议，不如每天中午大家一起聚餐，可以借此交流信息，共议前程。这一建议得到各位银行经理的赞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自告奋勇，邀请各位经理每天中午到他银行的小餐厅聚餐，不用说，餐是形式，聚是目的。

　　其时上海的华商银行仅10余家，参加银行午餐会者有七八家，实际囊括了所有上海的重要银行。这些银行负责人边吃边谈，以吃助兴，以谈为主，席间敲定了几件大事，其中最重要的，是欲效仿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上海外国银行公会，成立华商银行自己的上海银行公会。但苦于缺乏会所。午餐会上，有两种意见，一是购地新造，二是购买房产，后经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董事长庄得之推荐，购得英租界香港路4号一处房产。1925年7月，该处新造大楼作为会所，使银行家们有了自己的活动之家。上海银行公会成立后，各地同业纷纷仿效，北京、天津、汉口、蚌埠、杭州等地先后设立银行公会，而上海无疑提升了作为全国金融中心的地位。

　　这些银行家有比较一致的特点，即富有抱负，接纳欧美民主思想，具有新式银行专业知识。张嘉璈与李馥荪、钱新之是日本留学派，陈光甫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是留美派的新式人物。蒋抑卮、叶揆初虽非国外留学派，但都“对于银行经营，善能迎接潮流”或“博览译书，富有欧美日本财经知识”。所以另一位银行家徐寄庼曾说，银行午餐会是上海银行家的“精神结合时代”，奠定了近代金融业团结应对的精神基础。

　　不过，银行家们也赴过鸿门宴。上海辛亥革命后，沪军都督陈其美认为上海中国银行经理宋汉章捐款不力，在今万航渡路华阳路处的小万柳堂，派人设宴招待他，要他非到不可。宋汉章以为此地系租界，陈其美不敢怎样，不料他进门后，刚坐下准备就餐，有人一声口令，埋伏在房子后面苏州河上小船内的士兵，立即冲进屋内将他绑走，史称“小万柳堂事件”。宋汉章被关押20多天，并不松口，陈其美在社会舆论压力下，虽然未收到一分钱，也只好让宋重获自由。经此一案，宋汉章声名鹊起，也彰显了银行家的独立精神。南京政府上台后，蒋介石一味敲诈勒索，使银行家们感到难以承受。1927年7月5日，蒋介石再次宴请上海银行家，开口仍是要钱。历任四届银行公会董事的李铭，当即站起来，表示如此“杀鸡取卵法”，并非长久之计。蒋介石不为所动，银行家沉默以对，双方关系从此变得若即若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