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发生在1935年。是年周一良从燕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留校读研究生。读研期间，他去清华大学旁听陈寅恪先生讲授魏晋南北朝史课程。周听陈先生的课顿觉自己“眼前放一异彩”，从此对陈先生“佩服得五体投地”，并下决心要像陈先生那样治学，尤其是治魏晋南北朝史。由于旁听陈寅恪先生的课，周一良得以拜识陈先生，且受到后者激赏。第二年，尚未从燕大研究生毕业的周一良，便由陈先生推荐，进入由著名学者傅斯年创立的中研院史语所工作。王世襄先生曾在《傅斯年先生的四句话》中写道，1943年冬天，他由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介绍，想进入傅斯年任所长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即中研院史语所）工作。傅斯年一见到他便问：你毕业于哪所大学？王答：燕京大学国文系。傅当即回道：“燕京大学毕业的不配到史语所来工作。”这话出自王先生本人笔端，应该不谬。如是看来，傅拒绝王的理由显然是遁词，因为此前同样来自燕大的周一良就进入了史语所，且受到傅的真切欢迎。显然，在傅斯年眼里，已写出《魏收之史学》的周一良，分明更符合傅早在史语所创立时便高调宣称的，该所要“成就若干能使用近代西洋所使用之工具之少年学者”的宗旨。而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当年的王世襄，傅觉得王离这个标准相去甚远。只是周一良加盟史语所，傅斯年高兴之下，也很无奈地告诉周，因眼下无职称缺额，周进入史语所，暂且只能给他“图书员”的“职称”。不过傅向周表明，这并不会影响周在史语所自由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史语所也不会给周定硬性成绩指标。傅对周说，你什么时候写出有质量的文章，都可以在《史语所集刊》上发表。周一良明白了，史语所一时无法给他相应职称，但可以提供给他在学术殿堂里自由翱翔的广阔空间。而这恰是周梦寐以求的。在周看来，能涉足史语所这方学术平台，是他人生的机缘，远比职称重要。事实也确实如此，周一良在史语所不仅沉潜于魏晋六朝典籍，还精读《宋书》，并涉猎《资治通鉴》《金石萃编》及清人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等，终于在学术研究领域日臻化境。其间他还时时得到在北平的陈寅恪先生的指教，后者不时将随时想到的见解和产生的想法，写在明信片上寄给他，有时他一天竟会收到陈先生寄来的多张明信片。周一良也不负陈先生、傅先生所望，仅这一年，他就写出三四篇高质量学术文章，其中发表在权威的《史语所集刊》上的《南朝境内的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一文，让陈寅恪先生“深为倾服”。不妨设想，假如当初周一良计较于职称，惟职称是重，因此与史语所失之交臂，又岂会有这一年的收获和日后的成就。由是观之，周的不知职称，这“不知”实乃一种大智；大智若愚，这恰是他作为一个真正的学人的绝顶聪明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