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30年前了，《文汇报》自“文革”结束后率先恢复副刊，主编向我约稿。我写了《小人效应》一文，主编怕出事，把它放在报纸最不起眼的一个下角。然而还是被《光明日报》一位大记者看到了，他立即复印了26份，到各个办公室散发，我怀疑他也被小人伤害过。但他写信告诉我这件事，却是对我写杂文的一种鼓励。

　　今天我翻阅自己在用电脑前写的一堆杂文剪报，最强烈的感受是惊叹社会已经由惧怕杂文变得无比之“杂”了！正如我以前在一篇谈杂文的文章里所说过的：当今世界似乎进入了一个杂文时代，这并不是说现代世界要捧杂文了，而是指世界本身变成了杂文。到处都有“投枪和匕首”，经常发生让人惊醒和刺痛的事件。层出不穷的灾祸和事端，算不算是送给这个时代的一篇篇杂文？有些人或组织的所作所为，也是天天在世界各地写杂文。

　　没钱的杂，有钱的杂得更邪乎，世界杂，社会杂，政治杂，官场杂，生活杂，男女杂，人杂，事杂，心杂，情杂……现在的杂文即便累吐了血，也杂不过现实生活。任谁都有满肚子的杂感，杂文技法被大普及，谁都可以讲段子、做杂文，到处都是“杂文化”。

　　我其实并不能真正分得清随笔和杂文的区别，因此杂文卷里某些文章可能像随笔，而随笔卷里有些文章像杂文。比如我自小喜欢体育，在观看世界大型体育赛事时，随看随写了一些文章发表，像杂感，“杂”味儿于是多些，便收进了杂文集。

　　《评与论》

　　世上没有光闷头干活不说话的人，作家写一些评论的文字，差不多就等同于“说话”。

　　创作是一种“劳作”，评论才叫“文章”。

　　但作家的评论终究与真正批评家的文章有所不同，靠的依然是感觉，辅以理性和识见。有些评论不过是借题发挥，阐述和求证自己的创作理念，回应自己不赞同的观点。我写评论其实还是创作的需要，评说别人的作品，可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得更好。

　　为别人的书写序，也是评论。凡向我求序，一般不会拒绝，我欣赏古人的话：人类天性中最根深蒂固的本性就是渴望被人赏识。因此这一部分文章我写得比较清醒、理智，注意章法。我为人作序有几条规矩：一，只说自己感觉到的东西，不说假话。二，只说真话中属于优点的部分，不谈缺点，倘缺点很明显就给作者另写一信，讲明这些缺点。既答应作序就要识趣，不扫人家兴。三，倘若对求序者的著作实在无话可说，就“顾左右而言他”，写上一点自己的文学主张去“旁敲侧击”。随着年龄的增大，我越来越认同詹姆斯的名言：“真正的文化以同情和赞美为生，而不是以憎厌和轻蔑为生。”

　　创作以丰饶为美。而评论，沉重容易，轻盈难得。我自忖，到60岁前后，才找到了些许“轻盈”的感觉。幸好这也是我为别人作序和写“文人素描”最多的时候，因此才专门编了这一本《评与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