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促成此事，中华民国总统徐世昌亲自与清皇室商量，将其永久借用。作为回报，220名八旗破落子弟成了香山慈幼院的第一批学员。 

　　1920年10月，千人规模的香山慈幼院正式开院。开办经费主要来源于两处：政府拨出12万现洋作为建院专款，5万余元作为基金；水灾募捐余款中，拨出64万元。其中，建院花费了27万元。 

　　除了破落八旗子弟，早期的学生主要是水灾遗孤，以及在河北地区实地走访发现的孤、贫儿。至于招收标准，“家里七八个人穿一条裤子的，是一定要收的”。此后，又陆续收留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苦孩子。 

　　建院之初，孩子们几乎人人带病，每日住院的就有四五个，门诊百余人。协和医院统计，900儿童中竟有700患有沙眼。 

　　慈幼院不仅请女红十字会出面创办了香山医院，还请名医施今墨担任副院长，免费出诊。生病的孩子在见心斋把身体养好，脸色红润起来，才分到各班参加学习。 

　　学校还引导孩子们培养严格的卫生习惯。方亭告诉记者，蒙养园的保健措施极严。每晚洗漱后，大孩子要给小孩子拂去身上的灰尘，才能上床。孩子们的营养也好，每天都有豆浆、鸡蛋，身体弱的还能喝到牛奶。到了夏天，一碗糖拌西红柿，胜过防病的小药。 

　　培养“健全国民”

　　1921年底，慈幼院基金总额达到100余万元。熊希龄作为民国第一流的财政家，信心满满地认为，以自己的理财能力，这笔钱足够1000个孩子的生活。 

　　但1925年以后，随着政局更迭，一些账面拨款和承诺资金成了空头支票，慈幼院每年少收入了十几万大洋。就在这时，男生部又发生了一场大火，总计烧毁房屋200余间。熊希龄老泪纵横，香慈元气大伤。 

　　1929年，香山慈幼院遭遇了建院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1700余名儿童几乎要断顿了。幸得冯玉祥资助，才吃上黑面馒头。此后，资金问题一直是香慈的头号难题。 

　　为了争取三教九流的捐款，熊希龄分别从佛教、基督教、儒教的教义里寻找依据。他还到处上书，称“儿童教育能普及者，其国必强”，希望引起政府重视。但纵然奔走呼号，筹款还是日渐艰难。 

　　1932年，熊希龄的夫人去世。为了纪念亡妻，更为了解香慈的燃眉之急，他捐出了自己的全部家产，共计大洋27.5万余元、白银6.2万两。举国为之动容。 

　　正因为有了这笔资金，洛林这一年进入香山慈幼院时，才能在内忧外患中过上世外桃源般的生活。 

　　王春宜的父亲王在湘是熊希龄的助手，他自己也是香山慈幼院的毕业生。他告诉记者，香慈的理念是对每个儿童负责到底。为了给他们的将来提供一条出路，熊希龄还在东北买了大块的荒地，准备建一个垦荒农场，和孩子们继续生活在一处，耕田织布。 

　　但熊希龄并不满足于让孩子们有家庭、受教育和有工作。他认为，孩子们必须具备公民常识，才可算是“健全国民”。 

　　熊希龄早年在日本考察时，看见中国留学生每次开会都互相打骂，飞墨盘，踢桌子。民国元年第一届国会开幕时，这些留学生有的成了议员，但仍然不守秩序。熊希龄悟出，良好的公德，是儿时养成的。 

　　起初，为了让孩子们成为“健全国民”，香山慈幼院搞起了“学生自治”，由学生组成议会、审判所、警察所，自行管理校园事务。慈幼院还定期选举“市长”，演说拉票。 

　　“学生自治”实施了一段时间，熊希龄发现这种形式对小孩子来说太耗精力。他及时纠正了这种做法，转而制定了《儿童习礼法》《儿童劳动法》和《儿童治家法》，从细节上规范儿童的行为。 

　　比如，吃完饭，筷子不可放桌子上，一定要轻轻放在碗上，再向同席的人告退。这些儿时习得的生活细节，洛林和方亭遵守了一辈子。 

　　香慈远去 

　　战火，最终摧毁了香山脚下的世外桃源。 

　　1937年7月7日，是香山慈幼院一年一度的“回家节”。已毕业或者成年的孩子，本该返回香山，欢聚一堂。只是这一天，卢沟桥的战火让节日变成了祭日。 

　　方亭还记得，那天老师教的是《最后一课》。 

　　困居上海的熊希龄，忧心忡忡，希望将困在北平的香慈师生接到南方。然而战火迅速蔓延，使迁校成为不可能。

　　这一年的12月24日，避难香港的熊希龄在打坐中去世，死时身无长物。丧葬全靠其继妻毛彦文借贷办理。 

　　此后，香山慈幼院经费中断，家产变卖殆尽。依靠代理院长胡恩光的苦心经营，才勉强在日伪时期保存下来。 

　　1939年，洛林在晨曦中离开了香慈下属的师范学院，奔赴抗日前线。她还记得，自己对送行的方亭说：“好了！暂时离别又何妨？”没想到，这一别，与香慈竟是永诀。 

　　抗战胜利，熊希龄继妻毛彦文归来，主持香山慈幼院。当年熊希龄与毛彦文这对老夫少妻结婚时，曾引起轰动。熊希龄说，他不仅要为自己寻求一个晚年的伴侣，也希望为慈幼院找一个稳妥的继承人。 

　　毛彦文决定把自己的精神寄托在香慈的事业上，“这样就似乎和先生并不分离”。为了筹款，这位民国名媛频繁地拜访各方政要，“沿门托钵，过着化缘的日子”，广受赞誉，也饱受冷眼。但是，香慈已经难拾往日辉煌了。 

　　苦撑到了北平解放前夕，中共中央找慈幼院借用香山校舍，时任副院长雷动和院董事会董事雷洁琼只提了一个条件：“慈幼院有一千多名儿童，如要借用，需给与妥善安置。” 

　　1949年3月，解放军派出一个汽车团，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将慈幼院迁入新址。 

　　毛泽东在入住熊希龄故居双清别墅时，曾动情地提到：“一个人为人民做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熊希龄做过许多好事。”北京市领导在中南海西花厅设宴招待全体师生，感谢他们为中共中央腾出了3000多间房间。 

　　1954年，香山慈幼院再次搬家，校舍变成苏联式的，生源也发生了变化。“都解放了，哪能还有孤儿？”受此思想影响，该校变为一个综合性干部子弟学校。与众不同的是，这是北京唯一一所名义上的私立学校。 

　　“文革”期间，“造反派”一把大火，香慈所有史料文件焚烧殆尽。1973年1月，香山慈幼院改名为北京立新学校，意为“破旧立新”。 

　　香慈自此永远消失。 

　　上世纪80年代开始，洛林和一些香慈老人们开始回过头来，研究香慈校史，研究院长熊希龄。 

　　仿佛为了把那些天各一方的校友聚在一处，1992年，熊希龄骨灰归葬香山。 

　　儿时的伙伴再相聚时，已是白发苍苍。香慈旧迹多半湮灭无闻。 

　　同游香山时，看到昭庙，他们说，那是校医院；见心斋，是慈幼院幼稚师范；香山饭店，是他们的住处。香山风景管理处那座二层小楼，是香慈总部“镇芳楼”。它被原汁原味地保存下来，只不过上面多了一颗红五星。 

　　接受记者采访时，洛林随口哼起了她最爱唱的“饭后歌”。歌词前一半是冯玉祥在香慈吃饭时随口念的，后一半是熊希龄写的： 

　　馒头棒子豆芽汤，蒸蒸扑鼻香；如今生活比天堂，精神体魄强；堂以外，可心伤，穷孩满四乡；如何救彼出饥荒，时时不可忘。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