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收到晚报编辑转来的一位名叫朱俊星的读者来信，他说在晚报副刊上读到我写的一篇回忆少年时代的文章后，认定我就是他正在竭力寻找的小学同学。我马上和他取得了联系。几天后，我们上海机床厂职工子弟小学的一些同学，在分别了45年之后重又欢聚一堂。大家在回忆少年糗事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当年的班主任李老师。可是，这位我们人生之路的第一位老师，如今在哪里呢？

　　经过一番努力，已经定居宁波的李老师终于找到了。当大家听到李老师通过电话用带有上海口音的宁波话说道：“同学们好！我很惦记大家”时，我们都很激动。久违了，这一声熟悉而亲切的问候，多么像当年李老师走进课堂时的那一声开场白啊！同学们个个急着抢过话筒要和李老师说话。最后大家一致决定约个时间到宁波去探望李老师。可是，就在我们积极筹备宁波之行时，突然接到李老师女儿发来的短信，说是李老师将在近日专程到上海来看望同学们，这让我们在惊喜的同时，不禁感到很是过意不去，但李老师言辞恳切地说，到上海看望自己当年的学生，一直是他晚年的一个心愿。最终，不顾我们的“阻拦”，李老师还是抢先一步，在妻子和女儿的陪伴下来到了他曾经工作、生活过的上海和我们相聚。

　　那天晚上同学们端起手中的酒杯挨个地走到李老师的面前，恭恭敬敬地向这位我们少年时代的启蒙老师敬上一杯迟到了45年的谢师酒。岁月的时空仿佛重又拨回到45年之前的小学课堂。

　　当年我们这批同学作为机床厂的职工子弟，不仅就读于一个班级，而且还是住在一个新村的邻居，父母又都是同事，彼此朝夕相处，互相熟悉了，有些调皮捣蛋的同学无意中把课堂当成了弄堂，可是李老师却能把大家镇得服服帖帖。他的教育方式绝不是采取严厉的“法西斯”军管手段来实施，而是靠自己的一身正气感染大家，当年只有三十多岁的他总是穿一套黄军装，言行举止也带着军人气质，班上不少少男少女都是他的粉丝。如果谁在上课时讲话、做小动作，并且屡教不改的话，他会毫不客气地罚其立壁角反思。但下课后，他就像一个孩儿头似的和我们跌打滚爬地玩在一起，打篮球、扳手腕，他都参加，我们唱歌时，他就拉二胡伴奏。像李老师这种个性鲜明的教师，在知识分子被视作“臭老九”的年代也算是一个另类了。

　　45年后的今天，人到中年的我们和年近八旬的李老师重逢，回忆又唤起了彼此的师生之情。当班长代表同学们把一件羊毛衫递到李老师手中时，他那张酷似演员李雪健的脸庞露出了一丝幸福的笑容。握着李老师那微微颤抖的双手，我不禁感慨万千，当年那个生龙活虎、充满血性的李老师真的老了。岁月这东西，总是无情地说走就走，硬生生地扯也扯不住。可是，学生和老师之间的情谊却是永远扯不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