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义孚，对中国读者来说是陌生的名字；在欧美，他却是享有盛誉的华裔人文主义地理学大师，在地理学理论、园林建筑、文学、宗教等研究领域都卓有建树，获得过英国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威斯康星大学荣誉教授、古根海姆基金奖、美国地理学会杰出贡献奖等多种荣誉和奖项。少小离家老大回，2005年，74岁高龄的段义孚教授应邀参加北京的一次建筑学国际学术会议，并对天津、重庆、上海等青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作了一次难忘的旅行。《回家记》便记录了他这次归乡之旅的心路历程。

　　“回家”不仅仅是重新踏上故乡的土地，它更是一次百感交集的心灵激荡，一次重新寻找情感和身份认同的旅程。这体现在北京街头，作者看见儿童游乐园旁边建有老年人健身场所之后，对这一具有尊老爱幼、共享天伦之乐的中国特色的赞许；体现在对陪同他游览北京的两位大学生身上的彬彬有礼、尊师爱老品格的称赞，为中国在经历了革命的动荡和经济大潮的冲击后依然保存了这一民族传统而欣慰；也体现在作者为自己又能慢慢说中文，终于分清了“遛鸟”与“走鸟”、“遛狗”与“走狗”的区别之后的愉悦之中。

　　然而，这份情感的共鸣、文化的认同并不妨碍作者以一个学者理性的目光，发现和审视我们也许已经麻木或者习以为常的许多陋习和不足。比如，他对国内公共场所卫生间的洁净度感到郁闷，提出了“为什么中华文明没有多花一点力气来改善生理生活上这最缺乏美感的一方面”这足以让我们羞愧和反思的问题；随即，他从美国人由宗教层面看待卫生间与中国人热衷于从实用出发“化腐朽为神奇”展开比较，令人耳目一新，发人深省。他还以人文地理学者特有的敏锐，坦率地指出“北京城区里大多数的高层建筑并不是美轮美奂的艺术品，而是工薪阶层居住的俗气的公寓楼”；从一幢银行大楼有意设计得似乎要倾倒的墙面，他从心理学的角度讲这样的建筑并不适合银行或建筑中心，缺乏安全感，它们只是设计师利用先进的工程材料技术实现自己的狂野构思的实验品。

　　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在山城重庆，作者想起了小时候在战时陪都的英国大使馆，父母亲陪他看过的一场电影《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那是英国大使馆为支持对战争孤儿的慈善事业而特别放映的。在天津南开中学，他想起了小时候在这所母校的操场上独自飞奔、想象自己是全校赛跑冠军的模样。他送给了南开中学一张带框的照片，上面是三位著名的南开校友的合影，他们是时任重庆市长的吴国桢、共产党领袖周恩来与作者的父亲———一位国民党官员。南开学校教师宿舍的津南村旧址，勾起了他对父亲与周恩来交往的回忆。有一次，周恩来与他的父亲在他们家一张小桌上兴致勃勃地掰手腕，因为周恩来的一只胳膊负过伤，父亲想测试一下他那只痊愈的胳膊的力量。作者由此幽了一默，说共产党和国民党曾经结成统一战线对付日本侵略者，但很遗憾他们不能用掰手腕的方式来解决分歧。

　　十分欣赏《回家记》中感性与理性交织而成的温润、流畅而又不失严谨的文字。这种感性的细腻与理性的严谨也表现在穿插于书中的几次北京的演讲中。诚如作者所言，作为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学者，他“不免会思考文化和自我是如何相辅相成的”，对于人与建筑、人与自然、人与地理的关系，人的身份认同，作者有着深入的思考和独到的观点，比如，“从历史上看，建筑学的灵感来自于天空和星辰———来自于它们的高贵和永恒”。“盆景就是人类为满足自己娱乐需求而滥施暴力的典型例证”。“理解了历史、地理和语言的公开性和私密性之后，这三者共同承载了一个民族强大的自我意识”。当然，我们未必同意他的所有观点，例如，他认为中国的山水画表达了对自然景观的不认可，就让人不敢苟同。而他认为中国的市场上可以有星巴克和麦当劳，却不应该出现《达芬奇密码》之类的外国畅销书，理由是它们不能堂而皇之地摆在一个拥有深厚语言和文化背景的文明古国的书店里。这不由让人哑然失笑，既对他的固执有所保留，也为这位华裔老人根深蒂固的中国心油然而生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