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中国式过马路”又成了一个热词。

　　首先是北京，对行人闯红灯依法严管，带头者严罚。接着是南京，一天处罚了81名闯红灯者，27人被通报单位。再回溯到3月份浙江大张旗鼓处罚“中国式过马路”时，市民激烈反弹。有人追着交警吐口水，有人不服处罚殴打警察，还有人信誓旦旦“再也不来宁波了！”

　　“中国式过马路”为何积重难返？一项法律规定，执行时为何总会受到这样那样的抵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曝十寒的“运动式”执法对法律尊严的伤害，依法治理的诚信，被打上了问号。

　　“过几天警察歇下来了”

　　昨天晚高峰，记者走访了本市多条道路，结果发现有交警和协管员的路口秩序尚可，但闯红灯的还是有，其他的路口更不容乐观，闯红灯和行人不走横道线的现象比较普遍。

　　在南京路黄陂路，记者采访了闯红灯的市民刘自成先生。这名在附近商务楼上班的白领告诉记者，他只会在没什么车的情况下闯红灯，主要是觉得等待时间过长，有点浪费时间。问他担不担心处罚，他有些惊讶，“上海现在好像不罚了吧？又开始罚了吗？”

　　曾几何时，上海的确轰轰烈烈地开展过针对行人闯红灯的集中整治，有一起案例曾引起轰动：2006年4月，淮海路发生一起海归女硕士闯红灯不服处罚，与执勤交警发生肢体冲突的事件，最后这名女硕士被处以行政拘留10天。事后，女硕士辞职，离开了上海。

　　此事在当时引发众说纷纭，为交警叫好的很多，但同情女硕士的也不少。有一位市民的说法很有代表性，她认为女硕士不过是“撞在了枪口上”，而且太年轻气盛，“过几天警察歇下来了，大家还是一样该怎么走就怎么走，那时她就知道自己有多冤了。”

　　昨天记者在采访闯红灯的市民时，很多人强调自己的原因后，都表示多数时候警察不管，协管员管得比较多，但也不会罚。“不碰上警察有行动，大多时候他们根本顾不上。”很显然，在市民眼中，法律的存在感，是与警方的执法尺度联系在一起的。

　　“真的天天管，大家都不敢超”

　　与“中国式过马路”相比，运动式执法，一阵风式的执法，也可称得上是“中国式治理”。一直以来，这种手段被频频使用，哪里出问题了，整治哪里，情况有所好转，胜利收兵。但实际上，这种治理方式，看似成本低效果好，却是对老百姓法治意识的消磨。时间一长，人们想的不是守法律，而是避风头。整治一收兵，乱象马上回潮。

　　在本市大型车事故频发的日子里，记者曾经采访过多名被处罚的超载土方车司机。其中一人告诉记者，自己之所以超载，“是被交警逼的”。记者十分错愕，但这个司机说，“如果你们真的天天管，大家都不敢超了。但你们有时管有时不管，看到有机会，大家肯定要超，我不超老板也不同意。”这种说法肯定有狡辩的成分在内，但也反映了实际情况。

　　“执法者应该有个长期严管的态度，让绝大多数人感受到法律所设的红线不能碰，才能逐渐养成习惯。”对于这几天北京严查“中国式过马路”，全国政协委员施杰认为，执法部门不能一味地将责任推给百姓，而要将法律真正落到实处。施杰说，国家层面的道交法，各地的具体实施办法，对行人违法都有明确规定，是执法部门在落实过程中有问题。平常的执法主要是以抽查等类似的形式表现在民众面前，会对人造成一种侥幸、不公的想法。“被处罚有偶然性，别人过了你没罚，凭什么罚我？”久而久之，这样的想法成为惯性，阻碍人们形成良好的交通意识。

　　“罚我为什么不罚他？”

　　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诚信建设，法治社会建设同样需要诚信。这种诚信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可能很简单，就像一些市民在接受处罚时说的那样，“罚我为什么不罚他？”“为什么以前不罚，现在要罚？”从这个角度来看，北京只严罚“带头者”，本身就是法治不诚信的表现。

　　交通违法如此，其他方面其实也类似。前不久新版上海轨交条例征询民意，其中轨交全面禁食得到了大多数市民的支持，但大家都感到，这项规定没有可执行性。这样的法律法规出台后，如果形同虚设，不去执行，同样是对百姓法治观念的伤害。如果法律沦为纸上空文，人们对法律的信任度和执行率就会下降。

　　当然，“中国式过马路”屡禁不止，问题也出在城市的交通规划和管理上，人行横道线和过街天桥、地下通道太少，过马路路程太长，红灯时间太长等不下去都是重要原因。在维护法律尊严、强调执法一贯性的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到行人和机动车路权的不平衡，不断加以完善，让百姓心平气和地守法过马路，这才是更广义范围上的公平与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