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父亲对于子女的要求除学业以外，对于书法习字有更高的期望。在父亲的指导下我初临柳公权，虽谈不上什么天资，却也用功甚勤，日渐长进，因此常得些夸赞。我小学一二年级时，已把柳公权《玄秘塔》临摹得很像样了，但一直徘徊，难有提高。一天，隔壁新搬来的邻家阿哥说起他的一位老邻居，图章刻得好，写字功夫也是了得，离家不远，想介绍我去学习，我喜出望外。约好日子后，卷几张自己临好的习作，步行去往沈觉初先生在老北站附近的住处。先生住前楼，两位少年踩在陡斜的楼梯上，嘎吱嘎吱声回响在石库门里弄炙热的空气里。这声响，常常穿透记忆，扑我而来，我愈加感念命运的赐予。由此，与觉初先生相遇、相识。 

　　这位略长我父亲几岁的老法师看了我的习作，表扬了我，并说：学习书法是为了陶冶情操，重要的是把书念好。今后不宜再临柳公权了，应改习颜真卿。后来我才明白，柳公权的字不适合书法初学者，而且近代写柳体写得好的，几乎闻所未闻。先生身兼书画印刻，他考虑更多的是一位少年的开放成长，才有这般的提议。

　　沈觉初（1915—一2008），字觉，斋号容膝，浙江德清人。十四岁进当铺学徒，余暇时间自学刻印，无师自通。后拜吴待秋先生为师，习山水，承袭吴师水墨浅绛之技法，颇有成就。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吴待秋先生介绍到上海。在上海，与吴湖帆、唐云、来楚生、谢稚柳等书画大家相识后，深感画艺不及，便急流勇退，以刻印自给，并攻竹刻。先生刻竹，常与唐云、来楚生先生共同切磋，以深刻、浅刻等刀法，保持画面原貌，摄原作书画之神，显于扇骨、臂搁以及竹木笔筒、砚台、砚盒等等，他的雕刻艺术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海上书画名家经常请先生刻他们在笔筒及扇骨等上的作品。六十年代初，经李研吾、唐云推荐，先生进入朵云轩书画组负责收购工作。得天之厚，这为他今后的艺术之路，开创了新的天地。

　　先生是民国时期过来的艺术家，虽经乱世冲击，人心变幻，但其举止行事，一贯持有一种旧时君子的做派，为人温良恭谦，做事沉潜专注。无论是对我这样的市井孺子，还是显贵名流，一概是从容虚和。对所刻所画随为友朋取去，从不计酬报，或有润格，一直也是很随意的。文人喜言淡泊名利，有很多人可以做到，有些人实则以此手法掩人耳目，抑或是失意时的自我遣怀。在我看来，先生的淡泊名利，如脉脉流水般的谦卑，天性使然。 

　　先生刻壶，始于八十年代。据沈智毅先生说，当时，他想到要定制一批紫砂壶，邀请海上诸家在上边画画写字，得到谢稚柳、陈佩秋、唐云、陆俨少、关良、朱屺瞻、张大壮、王个簃、程十发、刘旦宅十大名画家应允，援笔相助。但是，由谁来刻？当时百废待兴，宜兴刻壶名手心有余悸，不敢动刀，更不敢把自己的名字落在作品上。唐云先生提议：“找沈觉初试试吧。”先生从未刻过紫砂，犹豫再三，耐不过老友的盛情，遂刀起壶泥。唐云先生提醒说：“刻壶时，刀法不能随己之心，要照着画的原貌来刻，使人一看就知道是谁画的。”先生心领神会。紫砂壶因为硬度、质地与竹木等材料不同，故而用刀使力，自然有所异，但是，在先生看来，镌刻之理，却是一样的。重要的是，依然像其他文玩铭刻一样，要用刀如笔，要求把原来的绘画意境忠实地表现出来，不失其笔意结体，更要不失其气韵精神。那时，他已年届七十，凭着他绘画、鉴画、刻竹的底蕴，很快就驾驭了刻壶的技法。完工后，拿到唐云先生处，笔意神采，高妙圆融，唐云先生赞不绝口。自此，二十多年光阴，先生刻壶一发不可收。1993年，首次“汪辜会谈”作为礼品送给辜振甫先生的紫砂壶，即为汪道涵先生题“茶乐”二字，由唐云先生画山水“一帆风顺”，壶底再刻上“海峡两岸会谈”的铭文，奏刀之人便是沈觉初先生。这也是先生一生中最为快意的事情之一。

　　先生晚年刻壶，更是胸有成竹，以刀代笔，以壶为纸，不做底稿，直接上刀，疏影横斜、暗香浮动，尽现壶上。他的刀笔重塑了紫砂，令其脱胎换骨，中国书画的笔墨意趣润泽了紫砂壶刻的艺术。

　　他书、画、刻诸艺，一直到九十四岁未曾停歇。惭愧的是，我并未如先生所愿，取得什么课业上的精进，也万不敢自居为先生的弟子，我们之间更多的是跨越世纪绵延不绝的友谊与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