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刘晓虹  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现任中山大学亚太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章先生这个人

　　恩师章先生，1.70米左右的个子，眼镜，黑边的，从不变；背微驼，爱干净，喜茶；懂美食却也杂食，讲话做事严谨，爱学生也有偏爱。他常常在别人说话的时候，目不转睛，但轮到他说话时，眼睛盯在前下方，却不聚焦，因为他目光的焦点，其实是在脑子里，最后才会看着对方。 

　　我在校时，是19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那时的先生们，通常是四个口袋的中山装，章先生也是，只是更笔挺，衬衣的白领子，总是很清爽，皮鞋无尘。只有在日本教授讲课时，见他西装上阵。上课时，他总用一只胳膊架着几本书，每本书夹有几片小纸条充当书签，放在讲台一角。他的记忆力了得，常能凭记忆写黑板，只是有时对一下书而已。他讲课，从不带重复，谁若笔记记得好，就直接可以成文章，出门赚稿费了。

　　章先生讲课的风格，就是从来不从文学讲文学，而是从思想史、史学史上讲文学，给文学一个很大的历史舞台。他对方法论很看重，尤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辩证法很重视，因此，很有深度，很有广度。他的审美品位很高，对个别作品的分析，甚至是一字字的，细致入微。

　　章先生为我们这四年大学，先后开设中国文学史（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明代文学研究、中国哲学与文学、西游记研究、中国小说史、古籍校读法等课程。此前，他没有如此集中地开课如此之多，此后也没有，我们堪称是“最幸运的学生”。

　　章先生有一种不怒而威的气象，说不清是怎么来的。他还一手创立了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在我们离开校园后，只要哪一位同学有需要，有困难，他仍然总是当仁不让，施以援手，却从不张扬。

　　《道德经》有言：“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已愈多。”章先生虽非圣人，却也是不多见的贤人，有古风。他生前育人无数，有恩典；身后有债无财，留清廉；加以岁月，将愈有，亦愈多。

　　章先生与叛逆的我 

　　1979年9月，我进复旦大学时不过十六岁半，虽然不是那种不上进的学生，着实也不是一个好学生。回首当年，整个大学期间，至少可以算得上是一个问题少年和问题青年，给老师们添了不少麻烦。 

　　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章先生的，我已然不记得。只记得开学典礼时，在学校大礼堂——登辉堂的主席台上，大数学家苏步青校长说的一句话：你们今天来到复旦，四年后将走向社会，为国家为人民服务。我希望你们在这个校园里学到的是认真、严谨、独立思考的治学精神，以后不论走到哪里，当有人向你们问问题时，你们不要用这样的词说话：大概、可能、也许、差不多之类的。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不是我们要培养的人才，更不是复旦大学的治学精神。苏校长的这些话，像他光亮的脑袋一样，让我印象深刻，一辈子都忘不了。此后的四年，我在章先生那儿，还有其他老师那儿，更深刻地体验了这一切。

　　我的问题倾向，第一个学年不太突出，苗头肯定是有了。一些课程让我感觉有点儿吃不饱。我在中学时，因身体不好，经常要在上课时间光顾医院，很多语文的课时，是自修的，看了不少当时内部出版的灰皮书，也看了“文革”前出版的《封神演义》《三国演义》《中华活页文选》《古文观止》《唐宋八大家文选》等，甚至像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我都翻来翻去，李白的散文，我都背过。

　　我的问题，在这良好的自我感觉中，堆砌起来，大二就彰显了。我开始逃课。要么一个人上图书馆刨书看，要么就是在同学们都去上课时，自己在寝室里读书。大三时，老师选派一些同学到留学生楼陪住，我也被选，与一位美国同学Anderson Bari一间房。在留学生楼里，我认识了我此后一生的好朋友、历史系78级的出色女生——陆延，她和曹景行一个班，很建议我到他们历史系旁听朱维铮老师《史学史》和《中国通史》两门必修的大课，还有一位平头短发、个子不高、长得一副老工人模样的金仲远老师，他讲授《现代西方史》和《二战史》，很生动有趣。另外，我还跑到哲学系旁听。我从此基本上从自己班的课堂上失踪了。 

　　我只想多听一些好课，一任孤行，直到班主任沈永葆老师、指导员陈尚君老师来多次提醒，系里要求出勤率要成为每一科成绩的组成部分，换言之，我上不上自己班里的课，直接影响我的前途。我哪儿听得进去呀，我的叛逆心理正来劲呢！

　　说到大学的四年，我还有一位给我开书单的人，他也间接鼓励了我的逃课生涯。他是我的大哥王伟光，他是从黑龙江建设兵团考上北大七七级哲学系的。我上高中，他就一直建议我读北大，可是家里考虑到我的健康，觉得上海有我的姨父姨妈，都是医生，就在二军大，离复旦近，万一身体不好，不用担心。这样，我的第一志愿就选了复旦。此时的我，怀揣着但丁那句名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以之壮胆，又常以毛主席“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自励，独往独来。 

　　我的特立独行一定让章先生很反感，但他从侧面了解、关心、转话，从来没有当过我的面批评过我，让我更是不知轻重。新学年一开学，章先生正好开了一门课——关于明清小说的，他先从北宋的程朱二张一路讲过来，再讲王阳明、李贽诸人，等于是长焦距，先从思想史入手，探入宋明理学对明代心学的作用与反作用；再拉到中景，从个性解放对美学思潮的影响，最后是短镜头，再细部描绘明清两朝的文学变迁。这样好的课，当然吸引我。众所周知，我不仅是个逃课大仙，还是迟到大仙。 

　　那天是一个初秋的下午，一点整就开始上课，我大概过了十五、二十分钟才到一号教学楼。我先在门外向里偷看，看到章先生正在讲李贽的心性说，粉笔书写了一片黑板，是竖写的。再一看，同学们三三两两，坐满了教室，教室的大对角上，有一个空位，只有穿过整个教室，才能落座。我趁他转过身写黑板时，拉开弹力门，直奔那个空位。正是这一刹那，安静的教室里，章先生一贯有节奏用粉笔点击黑板的声音，被我的高跟鞋敲击木地板的粗壮声音，压下了去。教室里顿时发出一阵爆笑，潘鸣等几位的笑声最为爆破高亢。章先生一直没有回头，待我坐下，他写完黑板，才回到讲台，双手撑在讲台边，谁都没有望，只看讲台，大家一下子静了下来。他很平静地说：“请个别同学以后要准时。” 

　　在我叛逆的年龄里，最不在乎的就是面子，章先生不点名，给我留足了面子。当时我还真没有觉得怎么样，照旧大辣辣地在教室里进进出出，要么就是逃课，让替我说情的班长、班主任老师怎么替我脱罪，都很难了。半年后，我的报应就来了。

　　章先生的惩戒与开示

　　坦率地说，我在复旦的四年，学识上，视野扩大了，然而，我在个人行为处事上，没有多大长进。我在大学时代唯一一次与章先生正面的对话，就是最后一次，十分钟。 

　　大四某天，学校要求学生填写毕业分配志愿。只有三行志愿，我填了三个都是当记者，而且特别想到新华社，就填了在北京的新华总社。沈老师和陈老师都认为，我一定能心随所愿，还透露了我可能去另两家报刊。我当时吃了定心丸，大大咧咧跑到建国西路的叔叔阿姨家吃住了好几天。等我回到学校，同学们就告诉我：不好啦，好像你的分配方向有变化，赶紧去活动活动吧。

　　我是不会活动的，我虽然属兔，性格却很被动，那就龟缩着吧。六月中的一个晚饭后，沈老师、陈老师和章先生坐在三把木凳子上，轮流与同学们谈话，主题是关于毕业分配。轮到我时，主谈的是章先生。章先生一上来，就将了我一军。他问我：“你觉得这四年的大学，你学得怎么样？” 

　　“还可以吧。” 

　　“我们准备分配你到纺织工业部直属的中专去任教，你觉得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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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显觉得沈老师想帮我说什么，又不好直说……我立即接上沈老师的话：“我的主科成绩都不错，不能光看论文。我个人认为，我自己的论文还是可以的。” 

　　“你的总成绩在全班排得不是很靠前。”章先生说。 

　　“至少是中上吧。” 

　　“只是中下。你的体育不及格，还有几门成绩也不很好。” 

　　“那些都是副科！……没有一个是专业课！” 

　　章先生他很平静，一字一句地说：“你还很年轻，我们希望你全面发展。我们认为，你做教师是合适的。如果你去了学校，虽然不是什么大学，只是个中专，工作量不会很大。当教师一年有两个假期，你会有不少时间，可以再准备一下考研究生，你还可以考回复旦来。” 

　　“可是，我的志愿里，都是新闻、新闻、新闻，新华社、新华社、新华社。我没有志愿是到学校当老师的！”

　　气氛一下僵住了。静得只有空气。我很生气。

　　章先生知道我的路很长，早点敲打敲打我，总比看着我离开学校摔筋斗要强。所以，他就这么做了。我经常感叹章先生的远见——他实在比我自己还了解我自己。

　　可能是章先生听了我在谈话中的最后一句话，也许是沈、陈两位老师从中努力，他决定重新安排我的去向。我最终如愿以偿，分配到新华社。现在回想，对我这个叛逆且不知好歹的学生，章先生肯定恨铁不成钢。

　　这只算得上是我的报应的上半场。一切还没有结束。

　　不领章先生的情

　　报应的下半场，发生在北京。

　　章先生虽然狠狠地敲打了我一下，但叛逆而任性的种子，不是一下子能消灭的。我开开心心地与同学老师告别，回家过了半个多月吧，行李直接发到新华社，就与姐姐和姐夫去了北京。他们是新婚旅行，姐姐童年是在北京的，一直想回去看看。姐夫当时在法国巴黎银行工作，正在与法国方面谈引进第一条达能酸奶生产线和空中客车飞机，住在北京饭店，我也跟着住在那儿。我和他们，先回姥姥舅舅家，又玩了一些地方，还到人民大会堂看望了在那儿工作的彭华伯伯。彭华伯伯是父亲的朋友，他的姐姐是解放前著名的四大女新闻记者彭子冈。他还带着我去看望了他的老朋友、著名的摄影记者、新华社总社副社长石少华先生。他们都说了不少励志的话，让我今后为新闻事业好好工作。 

　　一周后，我拿着盖有复旦大学印章的《报到通知书》，前往新华社人事部报到。人事部主任是个大块头，拿着一份名单，说怎么也找不到我的名字。几天后，我再找到那位主任，他对我说：“哎，可惜你是个女同学，我们还是不能要你。”我一点也没有经过大脑，就回敬他：“女的怎么啦，难道您的老婆不是女的吗？”

　　他一下愣住了。之后，他缓和了一下语气：“还有一个大问题，你的毕业体检表上，说明你的身体也不怎么样……我们也要对你负责呀。”

　　我完全没有想到，我的任性使气，让事情再也没有回旋余地。可是，我很清高，父亲的朋友们一个也没有找，我相信自己的能力一定会被认可的！我希望自己人生的路，一定是自己走出来的，凭自己的本事闯世界。与此同时，复旦那边紧锣密鼓与新华社交涉，大半个月过去了，不记得是同学潘凯雄还是张抒，说沈老师来电话，学校和章先生正式通知我回上海，准备重新分配。这时，我听说对于新华社的做法，复旦大学主管分配的老师与章先生都很生气，扬言称：我们把最好的学生给了新华社，你们还不满意，以后再也不给你们送学生了。在万般失望之时，听说学校和章先生用“最好的学生”来形容我，也知道自己远远不是“最好的”，但至少章先生还认为我是一个好学生，我在长安街上的地下室里，不安与失落的情绪立即决堤了，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下子倾泻出来。

　　我从北京翻了一个大筋斗，经历了从北京饭店到长安街地下室的日子，灰溜溜地回到上海。我第一时间见到了同学黄毅、何晓东、朱萍、谈蓓芳，还有一些老师和同学来看望我，不仅因为我是班里唯一一个最不顺利的同学，还因为我年纪小受关心。我就是不去见章先生，甚至躲着他，到中文系里找沈老师时，我先问清楚有谁在，排除了章先生在的可能性，我才去。我虽然觉得他那“好学生”的认可很珍贵，可也并不认为他真的喜欢我这个调皮捣蛋的学生，可能他的心里还会觉得：瞧，这就是你要去的地方，不是我不给你去，是人家不要你。

　　然后，我打道回府，回到父母亲的身边。我的父母亲万分感谢新华社把我退回学校，感激学校再分配让我回到他们身边，若非如此，我们家总是因为历史的原因，不能团圆。

　　我就这样不领情地思量着章先生，不告而别，走向了社会……

　　章先生给我的午餐

　　毕业回广州后不久,不知不觉，和章先生开始有了深厚的交流……

　　我从香港大学因病退学回来后，2002年秋，又萌发了攻读博士的念头，告诉了章先生，没想到章先生非常支持。我在香港大学计划做的研究方向是中国的土地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但我的题目，在复旦经济系没有专人做。但复旦大学有一位教授，是我想跟的，他对历史地理方面的问题，素有研究。这就是朱维铮教授。我将在复旦读书时，去旁听过朱先生的《中国通史》和《史学史》课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章先生，还讲到朱先生讲司马迁的《史记》时，仅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见司马迁《报任安书》）这十五个字，就足足讲了近一个月。章先生听得非常认真。很快，他就约了我和朱先生一起吃饭。

　　没有想到，我这边厢前脚回到广州，后脚就因病又让医生收容住院了。那边厢的章先生，听说我进了医院，也在努力向学校申请减免部分考试的科目。接下来的事，又是一阵意料不到。我本来是在病休的假期之中，突然，繁重而紧急的工作下来了，我必须无条件地回到工作岗位，每天工作至少十五六个小时。高强度的工作，很快又把我打回原形，天天吊针。我是在考试前的最后一天，中止了没有结束的疗程，到上海的。

　　第一天上午是考《通史》，砸了。我发着低烧，到文科大楼的古籍所找蓓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章先生已经请家里的工人准备好了两素一荤的饭菜，还有一窝老鸭煮鲜山药，放在资料室的大桌子上！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好请章先生下不为例。次日上午考英语，又砸了。我灰溜溜去古籍所，可是，饭菜又从章先生家捎来了，用保温瓶和一个篮子装着，只是菜式与前一天不同，汤还是老鸭煮鲜山药！蓓芳告诉我，章先生不知道我的病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就选择了最安全的老鸭煮鲜山药，比较滋阴温补。我还能说什么呢？只有坚持最后完成面试才是。好事多磨，终因自己技不压人，也没有磨成功。然而，我对章先生的不尽感激，远不只是这一次。 

　　再次安排我见朱先生

　　章先生第二次安排我与朱维铮先生吃饭，是在2006年深秋。那时，我回到上海姨妈家休息，正在考虑新课题，作为2007年的自选的一项主要工作。在章先生家里闲聊时，我说我对中国的人口、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有兴趣，写过一篇这样的文章，还想深入研究一下。虽然没有考上复旦，没有朱先生做导师，但愿朱先生能场外指点我。不出两天，章先生又约了朱先生，请他和夫人一起吃晚饭，让我也参加，把想法直接与朱先生交流。这是我最后一次和章先生在外吃饭。如果不是为了我，那时的章先生，已经不怎么外出了。 

　　2007年元旦过后，也就是我回到广州后不久，章先生给我寄了一整套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史》。我打电话感谢章先生，他说，他恐怕没有时间能够很好地看一遍了，转送给我，正得其所。这时，我听说，章先生的检查结果已经出来，癌细胞确实扩散到淋巴了……

　　章先生对我，真是没得说。孟子说人有三乐：“父母俱在，兄弟俱全，一乐也；仰不愧天，俯不怍人，二乐也；聚天下英才而教之，三乐也。”章先生乐于教我这个不屑的学生，精神上饲养不说，还管吃管喝，实在叫我太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