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生先生走了。这位“上海说唱”大师在上海人心目中的地位有目共睹，遗体告别时冒着酷暑前来的上千“粉丝”，有的甚至远自新疆，而且一番发自肺腑的感言令人动容。

　　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我一直关注着他的演唱艺术，深深感到他的作品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为老百姓喜闻乐见。数十年来，他坚持与民同乐，为民供乐，给广大群众带来了难以忘怀的无限欢乐。

　　说起滑稽说唱，本该引人发笑，不足为奇。但他给人们带来的笑又与众不同，至少有两点值得大家思考、研讨。

　　一是寓教于乐，充满正气和大气，这从他一系列作品的取材、创作和表现手法上都能看出来。他想老百姓所想，求老百姓所求，作品往往能反映老百姓的心声，能具有时代的旋律和色彩。“四人帮”粉碎后，他那“毯子身上盖一盖”的唱词之所以能家喻户晓，久传不歇，原因就在于此。他的很多段子正面歌颂祖国面貌的今昔变化，歌颂改革开放的日新月异，尤其是像《热心人》那样的作品，纵情歌唱好人好事好风格，实在是一种突破。他不作假、不粉饰，少空话、少套话，一切全靠真实的人物和动人的细节来说话，以小见大，烛幽显微，说服力和感染力就油然而生了。他有些作品表现对敌斗争，也是注重刻画正面人物，爱憎鲜明，褒贬深刻，绝不因贪求廉价效果而“捣浆糊”。他鼎盛期有些作品，如《山》、《人》、《路》等，更具有一定的哲理性和知识性，文化层次较高，但他在雅俗共赏、深入浅出上下工夫，照样深受观众欢迎。他不是一个一般的“逗笑者”，他称得上一位“真善美”的传播者。

　　二是精益求精，充满探索的勇气。他基本功扎实，但不吃老本，不拘囿于说唱这一曲种的固有园地。他博采众长，广泛吸收各类剧种和曲种的养料，有些已经被他化为己有，成为他创作手法上的得意之笔。在唱腔上，他广为开拓，许多剧种都被他化用，甚至吸收了一些流行歌曲的旋律；在说表上，他借鉴评弹、相声乃至北方评书的技巧，更为鲜明生动；在表演上，他糅进了一些京剧、影视等兄弟艺术的方法，形成了大起大落、纵横捭阖的风格，大大拓宽了说唱艺术的表现领域。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努力不是为了卖弄和炫耀，而是为了艺术的更新，为了说唱艺术更加辉煌的明天。

　　由于语言的限制，“上海说唱”未能走出上海和江浙，甚至连一次“春晚”也未上过，想来还是挺令人遗憾的。愿后人们能从黄大师那里接过接力棒，一程一程传下去，创造上海说唱更美好的明天，因为，老百姓热爱它，需要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