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的一幕尚记忆犹新，美国债务上限的两党博弈两年后又一次卷土重来。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放话要退出量化宽松政策(QE3)、美国国会辩论是否给予奥巴马政府军事打击叙利亚授权以及G20峰会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的新闻吸引眼球的背景下，美国债务上限问题及其对美国和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反而被忽视了。

　　美国债务上限是具有美国特色的一种债务限额发行制度。1917年美国国会通过关于国债上限的立法，其用意在于限制联邦政府的融资额度，防止行政部门过度发行国债，避免美国债务过度膨胀。根据立法，如果联邦政府债务总额接近法定上限，美国财政部必须启动可行的紧急措施，比如缩减对公务员基金投资、抛售汇率稳定基金证券等资金释放选项，来满足承担的义务。只要美国政府触及债务上限就不能发行新的债券，无法通过债券市场融资。同时，如果支出超过政府收入能力，就只能削减支出，否则，就将导致政府部门关门。

　　美国债务上限并不是新议题。2009年2月至2011年8月，仅仅在奥巴马政府第一任任内，为了拯救危机，美国先后四次提高国债上限。而自1960年以来，美国国会已经79次提高债务上限，平均8个月提高一次。这表明美国经济已经患上了国债依赖症，随着美国国债上限的不断提高，美债总额也不断膨胀，目前其16.7万亿美元的债务约为美国GDP的1.3倍，已成为美国经济不堪承受之重。

　　美国国债膨胀的根本原因，是美国政府财务杠杆扩大化和过度开支的结果，其巨额债务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财政预算赤字不断累积造成的。美国长年收支赤字只能通过政府发行债券融资解决，因而国债规模如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由于共和党总统通常不愿意通过提高国内税收来降低政府债务，因此，里根时代和小布什时代是提升国债上限最频繁的时期，分别达到17次和7次，而民主党人克林顿执政时期则只有4次。奥巴马总统任内已有4次，今年将是第5次。美国财政赤字的主要来源在于政府对民众的医疗保险开支是全世界最高的，美国国民医疗总开支占到其国民收入的17%，而在医疗总开支中，由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投入的经费占到46%；美国军费开支世界第一，超过第2至第9名的总和；而美国的税率又是全球较低的。在这三重因素作用下，美国财政赤字不断攀升，依靠举债维持。

　　如果美国不想债务违约，就只有继续提高债务上限。美国债务违约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将是极其震撼的，届时美国国债评级遭贬，中长期利率飙升，市场将大面积恐慌。美国唯一一次“技术性违约”是1979年国会和卡特政府围绕债务上限的博弈，由于未能及时上调债务上限，从而产生了严重的经济和金融后果，引起债券、股票和美元市场的剧烈波动。殷鉴不远，这将逼迫白宫和国会、民主党与共和党达成妥协。

　　目前，在国债上限问题上，奥巴马总统所在的民主党与主导国会众议院的共和党有着明显的分歧。民主党希望通过增税来增加政府收入，但遭到共和党的强烈反对；共和党则认为只有削减政府开支，包括削减医疗保健及社会保险计划，才能同意提高美债上限。公众对于目前的债务上限问题则不以为然，认为结果肯定是又一次的妥协来避免违约和政府机构关门，很自然地认为这些问题会最终得到解决。但每次债务上限的讨论所引起的后果是不同的。例如，2011年美国债务上限问题谈判久拖不决，导致标普下调美国AAA评级，导致金价从每盎司1400美元飙升至1920美元。因此，美国债务上限博弈对全球资本市场的影响不容忽视。

　　即便美国在今年10月中旬之前再一次提高债务上限，也只是暂时避免了违约风险，但根本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有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是美元的信任危机。“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问题。”这或许是对中国、日本等拥有大量美债的国家所面临尴尬处境的生动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