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1886-1964），浙江余姚人，1917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毕业。1927年至1930年任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国立浙江大学校长。历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北京大学代理校长、校长等职。 

　　1962年2月和5月，中国学术界灿烂星河中的两颗巨星——胡适与梅贻琦，相继在台北陨落。而与胡、梅二人共事多年且互为知交、被誉为留美“三老博士”之一的蒋梦麟，无论是参加胡适的吊唁还是为梅贻琦书写墓碑碑文，皆是百感交集，别有一番刺骨锥心的哀戚在心头，尤其是对胡适。 

　　人生大幕谢落之前的风光

　　抗战胜利后，由于蒋梦麟自己想辞去北大校长一职，进入政府权力中枢，成就一番升官发财的美梦，遂有胡适主掌北京大学的机会。

　　蒋梦麟辞却北京大学校长，跟着“世人皆曰杀”的皇亲国戚、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鞍前马后跑了一阵龙套，额头上的汗珠尚未擦干，便随着1947年3月宋子文的轰然倒台而摔于阴沟中，所谓树倒猢狲散，想不到已是六十二岁高龄的蒋梦麟又亲自品尝了猢狲四散后的尴尬与辛酸。红极一时的行政院秘书长官帽没有了，好在还有几个如中央监察委员、国府委员、行政院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委员等官帽还戴在头上。蒋梦麟依仗这几顶风雨飘摇的纸糊高帽于长吁短叹中熬过了1948年夏天，终于又遇到了人生中最后一次转机，有幸成为权倾一时的农复会掌门人。 

　　蒋梦麟出掌农复会主任之后，原来有些弯曲变形的瘦弱骨架再度挺了起来，低垂的头颅也重新仰起，老羊皮袄一样厚重的眼皮随之轻捷地上下开合，浑浊的眼球渐渐明亮起来并发着咄咄逼人的光，从脚到头地看上去，人确是精神了不少。只是这个农复会生不逢时，刚一坠地就遇到了兵荒马乱的岁月，通货（金圆券）膨胀，民不聊生，国共内战一天紧似一天，而北方渐为共产党毛泽东的部队占领，蒋梦麟只好率一班人马在湘、桂、粤、滇、闽、黔、蜀等省区推动工作。 

　　农复会在大陆工作短暂的一年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社会的矛盾，使农民得到某些实惠。惜因国共内战越打越烈，农复会的工作成就淹没在硝烟炮火中没有得到突显，尤其当时纸币已完全失信于民众，农复会的经费、薪饷都使用金条、银元等硬通货，需动用飞机来回搬运，这就为计划实施带来很大不便与阻力，有时钱还未拨到，该地已成为共产党的天下，农复会人员只好随慌乱的人群老鼠一样潜逃出境。 

　　随着国民党军的崩溃和国共军事实力逆转，农复会随国民政府自南京撤往广州。此时，共产党的军队势如破竹，兵锋所至，所向无敌，国民党军队望风披靡。蒋梦麟眼望共产党军队潮水一样向西南之地涌来，便率一班亲信飞往台湾，除了解农业行情外，主要向主持当地军政事务的陈诚探询是否有推进土地改革的意向。并不糊涂的陈诚自是不会让一个肩上背着几袋子沉甸甸美金的老汉轻易离去，于是满口承诺，主客皆大欢喜。1949年9月，蒋梦麟率农复会部分亲信人员扛着美钞正式把总部迁往台北。 

　　蒋梦麟率部分人员在台湾甫一落脚，就传来北部地区发生牛瘟并迅速向整个台岛蔓延的凶讯。蒋梦麟便率农复会成员查明原因，着手治理。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到1950年1月，终于将牛瘟封杀于台北平原的出口——龟山通道，一场惊心动魄的牛瘟捕灭战就此完结。这是农复会到台湾后为当地农业复兴建立的头功，仅此一役，就令全台民众刮目相看。 

　　新的一年到来了，农复会在台湾稍事安顿即有序地展开了工作，经过多年苦干，土地改革成功，迎来了五六十年代台湾农业与农村的复兴，释出土地转而投资工业，又进一步促进了60年代中期之后工业的快速发展，直至迎来了台岛列为“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全面腾飞时代。农复会还有一功劳，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初期，财政极其困难，军政工教人员的薪水难以按时发放，生活更是困苦不堪，许多过去有钱有势的人家都不得不以稀饭和青菜充饥，直到胡适从美国回台出任研究院院长时，艰苦的生活状况仍未有大的改观，年迈的胡适也一样靠喝稀饭充饥。因而，台湾当局无力拿出钱财像过去一样搞公费留学，作为教育家的蒋梦麟一到台湾，有鉴于各方面急需人才，便利用农复会的美援款项，协助当局选拔人才公费出国留学。从1950年录取第一批人到1995年终止，由农复会出资留学成才的不计其数，李登辉就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和知名者，可惜此人后来沦为民族败类。 

　　农复会在台岛搞得红红火火，得到了上自蒋介石，下到普通民众，特别是得到实惠的农民兄弟的赞许。在阵阵赞誉声中，蒋梦麟于1958年兼任石门水库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从而使他晚年的权力达到了顶峰。 

　　遭遇晚年悲剧的主角——徐贤乐 

　　兼任石门水库建设委员会主任之后，随着工地陆续开工，蒋梦麟每个星期总有两三天要在石门水库现场办公，晚上不能返回台北，就住在库区建设工地的宿舍里。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对蒋家人员来说一件大事发生了，蒋梦麟的夫人陶曾穀撒手归天。 

　　陶曾穀在病榻上与死神较劲争斗时，有一位四十多岁的官太太，亦即陶的一位表亲经常到床前照料，二人感情甚笃，无话不谈。当陶曾穀自知不久于人世的前夜，她借回光返照的短暂清醒之机，拉着这位表亲太太的手说了如下一段话：“孟邻（蒋梦麟的字）的身体很好，而且太重情感，我死了以后，他一定会受不住的，而且，我不忍心他受长期的寂寞。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帮他找一个合适的对象，陪伴他……”陶说这话的时候，眼中含着泪水，一直凝视着这位表亲久久不愿松手，这位太太自是满口答应。

　　陶曾穀撇下丈夫与孩子独自远去，亲属好友为之悲痛涕泣，那位受托的太太始终没有忘记陶氏的临终遗言，开始替蒋梦麟提亲说媒，但一年下来，所物色的十几个女角，其姓名都被蒋梦麟偷偷用红笔勾掉扔到了垃圾筐。到1960年秋，终于觅到一个令蒋梦麟满意的美人，此人便是蒋梦麟晚年悲剧的主角——徐贤乐。 

　　那位媒婆立即安排二人在台北著名的圆山饭店相见。接到电话后从石门水库一路驱车狂奔、满面风尘赶到现场的蒋梦麟在华灯闪烁中一见徐氏，如睹天人，伸出的舌头久久不能缩回，惊喜慌乱中竟差点跌倒在地。

　　徐贤乐乃江苏无锡人，1908年出生，曾祖父徐寿是晚清著名的化学家、实业家、造船工程师；祖父徐建寅十八岁时协助父亲研制蒸汽机和火轮船，后来又研发制成无烟火药，最后在制作火药时发生爆炸，不幸遇难；父亲徐家保，曾在张之洞督两湖时期受聘为湖北两湖书院、经心书院的总教习、教习，江汉书院提调（兼课天文、地理、兵法、算学），民国初年任广东石井机器局总办，北洋政府陆军部技士等职。徐家保生五子四女，徐贤乐是徐家幺女，人聪明漂亮，备受宠爱。徐在上海光华大学读书时被师生称为“校花”，大学毕业后曾到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过一阵子，由是被称为“部花”，抗战后期经孔祥熙介绍到中央信托局任专员，摇身又变成了“局花”和“专花”。正是这一串“花”的光环，追求者如同暗夜的萤火虫纷纷扑撞而来，但徐贤乐不以对方身材长短和相貌来交往，而是以口袋里的钱财是否响亮、钱包是否饱满来衡量，结果可想而知。最后，徐贤乐挑选了年近五十岁的杨杰将军嫁了过去。因这场婚姻是以财势为追求的终极目标，结果是结婚7个月就宣布离婚。